偉大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當我談創造力時，我談些什么
編者按：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20 世紀最偉大的科幻作家之一，美國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生物化學教授，門薩學會會員。1959年，ARPA（高等研究計劃署，現為DARPA，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接觸了阿西莫夫，在當時，“太空時代”的曙光初現，軍方希望“借用”他的大腦，去思考一些“超出常規”的事情。他為 ARPA 的工作內容從未被公開——直到幾天前，阿西莫夫的好友之一，亞瑟·奧貝馬耶（Arthur Obermayer）整理了他的舊文件，隨即意識到他的朋友五十多年前的想法如何照耀進了現實。
來源：果殼網
Jerrusalem/譯
隨后，亞瑟這篇名為《有關創造力》（On Creativity）的文章交付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予以發表。
創造力是如何產生的？
不管創意是什么，從本質上說，產生“創意”的過程在所有創意分支和品類中都是一致的。因而，無論是一項新藝術形式、一個新工具還是一個新科學理論的進化，都包含相同的元素。我知道我們目前最感興趣的“創意”是一套新的理論，或者一項新的應用，但我想把問題普世化。
探究“如何產生靈感”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回頭看：思考過去偉大的點子與那些靈光一現是如何產生的。不幸的是，產生創意的方法就連“創新者”自己也不甚明了。但是，如果一個驚人的創意同時卻獨立地眷顧了兩個人呢？也許，這兩個獨立樣本的共同點將點亮我們探尋道路上的明燈。考慮下進化論和自然選擇：它就是由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幾乎同時，又各自獨立創立的。
他們有著許多的共同點：同樣是行萬里路，觀察陌生的動植物，思考不同地區動植物的區別。他們對為這些現象尋找解釋而興致盎然，但他們都失敗了——直到讀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雙方自然而然地預見到，人口過剩與淘汰機制（馬爾薩斯把這個理論用在人類身上）將何等適用于進化學說和自然選擇。
這樣就顯而易見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在某些領域有著深厚功底的人，還需要他們把看似風馬不及的兩樣東西聯系起來的能力。
無可辯駁的是，在19世紀上半葉，許多偉大的博物學家都曾研究過“為何世間物種彼此不同”；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人曾閱讀過馬爾薩斯的著作，也許兩者的群體之間就有重疊。但，你需要一個既研究物種，又閱讀馬爾薩斯，還能做出交叉聯系的人。
這就是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被發掘的稀有能力。一旦一個交叉聯系公諸于世，它將如此的顯而易見——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將會在看到《物種起源》后驚呼：“我怎么會笨到沒想到這個！”
但他為什么想不到？人類思想史給出了答案：即便所有事實擺在眼前，提出基于它們的新想法仍然是困難的。交叉連接和創新思維需要相當的膽識，無法大膽邁出那一步，那么之后的無數演繹和發展都不能被稱作“新點子”，而只是純粹的“老古董們發展的必然結果”罷了。
“創新”一般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被普遍接受。最開始，它們通常都不那么“合乎情理”。地球是扁球體，而非平面；地球圍繞太陽轉而非反之；運動物體需要被施加外力才能停下，而非需要施加外力維持它的運動——這些都多么地不符合“常識”。敢于悍然挑戰情理、權威和所謂“常識”的人，通常都十分自信。這些人一定會顯得卓爾不群，甚至有些怪異（至少在有些方面），這就是他們和我們的區別。
因此，一個有創意的人需要在他感興趣的方向有一個優秀的知識背景，并且有一些特立獨行的習慣（成為一個瘋子可不夠）。
富有創造力的人如何工作？
一旦你們有了目標人選，接下來的問題是：你希望把他們放在一起，讓他們相互討論問題；還是將他們分開來，把問題丟出去讓他們獨立工作？
我覺得，就創造力而言，獨立是必須的。有創造力的人需要在任何情況下不間斷地工作。他的思維一遍一遍地梳理著所有已知信息，甚至他自己都沒意識到（著名的例子是，凱庫勒在睡夢中“得到”了苯環的結構）。其他人的存在只會抑制這個過程，因為創造的過程伴隨著尷尬。每一個成功的創意背后都有成百上千失敗的例子，你通常并不愿意將它們展現出來。
然而，把他們湊在一起開幾個會也許仍然是可取的，但原因與創造性本身無關。
沒有兩個人的心理活動完全相同。一個人也許知道A，但不清楚B；另一個則正好相反。如果A和B能夠合二為一，新創意就可能誕生了——盡管不一定很快。而且，相關信息的聯系和組合可能不僅僅是A或者B這種獨立的物體那么簡單，而可能是A和B的組合，兩者相輔相成。如果一個人提到了非常規的A-B組合，另一個人想到了非常規的A-C組合，兩者結合出的A-B-C組合——兩人都不能獨自想到的組合——就很可能帶來答案。
如何管理創造力？
對我來說，頭腦風暴的目的并非是產生新創意，而是訓練參與者既會分析事物也會組合事物，既知曉理論又能天馬行空。
但如何說服有創造力的人這么做呢？重中之重是提供給他們便捷的、放松的、廣泛自由的討論氣氛。世界對“創造力”并不友好，在公眾中標新立異則更加糟糕。即便公開地推測創新事物，也是令人擔憂的。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只能想出不會被其他人反對的想法。
如果一個人對和他一起討論的人的“愚蠢”想法毫不同情，其他人也許會噤若寒蟬。這個絕情的“天才”也許胸中丘壑無數，但他所造成的傷害與壓制將超過他可能的貢獻。對我來說，參加會議的所有人都應該愿意分享他們“愚蠢”的主意，并傾聽他人的“白癡”之言。
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在會議上占據了過多的話語權，更善于表達或者明顯更喜愛發號施令，他很可能接手了會議并讓其他人處于僅僅是被動服從的狀態。這種人本身可能是十分有用，但由于他壓制了其他人的發揮，還不如讓他獨自工作。
討論小組的最佳組員數量也許不應太高，我覺得不應該超過五人。組員數量多確實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這也會造成等待發言時間的壓力——這種壓力可能令人非常沮喪。讓他們去參加一些不同主題的小型討論會效果會更好，而非所有人都聚集起來參加大型會議（這可能會帶來一些重復，雖然重復本身并非不可取，但這些人在會上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他們之間的相互啟發）。
為了達到自由討論的最佳目的，應該要營造不拘禮節的氣氛。我覺得愉快地交談、直呼對方名字，插科打諢和輕松的氛圍都是很重要的——不在于這些事情本身如何，但人們會因此愿意一起參加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討論會。我的建議是，在某人的家里舉行類似的會議，或者就在餐廳的餐桌旁，都會比在會議室里更有作用。
也許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限制會來源于自身的責任感。劃時代的偉大創新長來自這樣一群人——教師、文員、小官員，乃至無業者——他們并不靠創新賺錢，但偉大的創新往往就是來自細枝末節處的靈感。
對我來說，如果一個人因為自己沒想出好點子，拿不到薪水而抱持著內疚的心態，那他下一次也絕對想不出好點子。
創造力項目怎么做
你們的公司（指ARPA）依靠政府撥款來執行“頭腦風暴”。想象一下，如果國會議員或者公眾聽說一幫科學家用政府的開支來相互惡作劇、浪費時間或者講下流笑話，真會出一身冷汗。不過實際上，即便沒人知道，一般科學家也有足夠的公共良知不去宣揚這些事情。
因此我建議給與會人員一些閑職任務——撰寫短小報告、總結階段性結果或者對某些問題予以簡要回答，使用項目資金來支持這些費用。本來花在開研討會上的錢成了他們的工資，這樣開研討會相當于是沒錢給他們的——這樣就更容易創造輕松的氣氛。
同時，我認為這些討論會上不能沒有指導者。必須有專人負責像心理分析師那樣的角色。在我的理解里，心理分析師會通過詢問正確的問題（干擾越小越好），讓患者自己討論他過去的生活方式，并引導他從自己的認知角度對自身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與此同時，討論會需要會話仲裁。他需要激勵與會者、提出精準的問題、進行必要的解釋，控制討論的方向。仲裁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哪個問題是精準的，哪些解釋是必要的，因而這將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至于那些旨在激發創造力的“小工具”，我認為在討論會里它們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如果與會者徹底放松、沒有職責壓力、討論著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自然而不落俗套，他們自己就能創造出能激發討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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