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是為人們帶來福利，還是增加了“剝削”？
文|李北辰
狂歡過后，一切趨于平靜，今年雙11在喧囂中結束。按照慣例，接下來的一周，就是大眾對快遞包裹的望眼欲穿。
今年天貓雙11共創造了12.92億個訂單。12日晚，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勇也趕往中通，圓通，韻達，申通等快遞公司，表示“感謝全國300多萬物流人，大家創造了新的世界物流高峰。”
而幾乎就在等待快遞小哥的過程中，我無意中刷到一條新聞，讀到一個久違的名詞：“零工經濟”。
最近，58同鎮聯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縣域治理研究中心對1.6萬余名縣域居民進行調研，發布了一份《2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根據報告顯示，35.11%的縣域零工工作與互聯網相關，如網約車，外賣，網店等職業。“互聯網+”類零工在各種零工類型中排名第一，這意味著，網絡已深深植根于下沉市場用工領域，與互聯網相關的零工經濟已成為縣域民生的重要支撐。
早在許多年前，就有學者斷言，零工將成為未來人類社會一大重要的經濟形態。而在當代中國，零工經濟也已隨互聯網的下沉直達廣大縣鎮。
什么是零工經濟？美國學者黛安娜·馬爾卡希在《零工經濟》中寫道：“如果把當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設想它一頭是傳統意義上由企業提供的職業階梯，另一頭是失業，那么兩頭之間范圍廣，種類多的工作選擇便是零工經濟。”
而這把尺子的兩端，正日趨由互聯網搭建。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他們身披不同的顏色，終日穿梭于城市中間，維系著當代人的效率與體面。
其實談及零工經濟，在全球范圍內，人們多少有些誤區，比如打零工“是因為經濟低迷”，“是找到穩定工作前的過渡期”。事實上，大概兩年前，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就曾在一份報告中破除過這些誤區。
首先，全世界投身零工經濟的人并不少。在歐美，有10%到15%的適齡工作人口通過打零工謀生，還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為主業之外的副業。MBO Partners連續9年發布的《美國獨立工作者市場狀況報告》同樣顯示，美國獨立工作者市場在持續增長，2019年達到4110萬人，他們過去一年創造的收入價值1.28萬億，相當于美國2018年GDP的6.2%，等于西班牙GDP的總值。
其次，零工經濟的井噴與全球經濟的低迷并無正相關。相反，受益于靈活的工作形式和較低的準入門檻，自由職業有可能促進宏觀經濟的復蘇，解決部分失業人口的就業問題。調查顯示，歐美國家就業市場中有1億不完全就業人口，都表示想要更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至少對于一部分人來說，打零工看起來并非是某種“過渡”。麥肯錫的數據顯示，大約70%的自由職業者是自愿打零工，且與傳統行業的人相比，他們對自己的工作似乎更為滿意。
尤其在中國，也許是出于對城市化進程的某種樂觀，也許是刻意渲染對城市中產處境的悲觀，在一些傳播甚廣的文章中，互聯網甚至“重構了城市的社會秩序，零工們獲得前所未有的工作機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階層的壁壘。”
當然，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當新事物出現，有人看到明面，自有人翻到暗面，自誕生以來，對零工經濟的利弊一直都有爭端。
早在兩年前，《自然》雜志一篇文章就曾發問：零工經濟是為人帶來福利，還是增加了“剝削”？就像人性底色總在“自由”和“安全”兩端搖擺，盡管個體看似自由，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會保障，社會缺少一張安全網為他們兜底。
而平臺與個人之間的這道橋梁，也并不像想象中那般穩固。牛津大學數字地理學家馬克·格雷漢姆團隊調查的68%的受訪者曾表示：網絡平臺給予的工作機會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但在零工經濟平臺上，明顯供大于求，勞動報酬很低，且工作要求往往很緊急，導致很多人必須加班加點——關于這一點，外賣小哥和快遞員應該深有體會。
更何況，自由職業者并非真的“自由”。
研究勞動社會學的學者梁萌曾以互聯網家政工為例指出：金融資本與互聯網技術共同構建了互聯網家政業“強控制-弱契約”的用工模式，通過輕資產戰略延續家政工弱契約的勞動關系，又通過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體加強對勞動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強控制的勞動過程類型。
而關于零工經濟的未來，就像她總結的那樣：“當‘互聯網+’的浪潮以橫掃一切的氣勢撲面而來的時候，我們對這類強控制-弱契約用工模式的關注就顯得更加必要。據此，我們將得以窺見未來工作變遷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資本、技術對勞動的改變將要把勞動者帶向何方。”
嗯，在某種程度上，零工經濟是洞察社會的一面鏡子，它讓人們知道，在穩定與自由，安逸與焦慮，沉悶與活力，公平與效率之間，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其實都在不停地左右搖擺，而我們能做的，只是讓搖擺的力度盡量舒適可控。
作者：李北辰，獨立撰稿人，國內數十家媒體專欄作家，曾供職《南都周刊》《華夏時報》《財經》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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