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人覺得《南方車站的聚會》里的暴力是一種美？
導語：能將骯臟、血腥、暴力和“美”這樣的反義詞共存，就是這類電影的魅力。
作者 | 御 寒
編輯 | 趙思強
友情提醒：以下內容涉及劇透，請謹慎閱讀
當偷車賊黃毛騎著電瓶車經過橋洞，被橫著的叉車切斷脖子的時候，影廳四處傳來了倒吸一口涼氣的聲音。
另一幕，男主周澤農拿起一把長柄雨傘，扎進了小混混的肚子。打斗沒有就此停止。他將雨傘一捅到底，貫穿了對方的身體，隨后按下了開傘按鈕。鮮血噴灑在透明傘面上，綻放成了一朵血紅色的花。血腥，直觀，突如其來，這不是國產電影中常見的畫面。
（圖片截自電影預告片）
只看電影標題，以及胡歌和桂綸鎂兩位主演的名字，很難將《南方車站的聚會》和這樣的鏡頭聯系起來。但看到導演刁亦男的名字，這部電影的血腥和暴力似乎也有了解釋。
非典型的國產電影
刁亦男執導的上一部作品是《白日焰火》，這也是一部犯罪題材電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東北的愛情救贖故事。
憑借《白日焰火》，刁亦男在第64屆柏林電影節上一舉擒獲金熊獎。五年后，他再次以《南方車站的聚會》入圍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與《寄生蟲》《好萊塢往事》同臺競技，也奠定了他在國產犯罪題材電影上的地位。
《好萊塢往事》的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戛納電影節上觀看了這部電影。作為“暴力美學”電影的大師，昆汀絲毫不掩飾對這部電影的贊美：“這是一部非常漂亮的作者電影，我已經好多年沒看過這樣的電影了。”
《南方車站的聚會》起源于刁亦男的一次“白日夢”。刁亦男說，他有一天突然想到，沒有錢的人“暴富”的一個可能路徑，就是他們被通緝了，而且身上背負著巨額的賞金。
到了2014年，這個“白日夢”真的發生了。拍完《白日焰火》后，刁亦男突然在新聞里看到一個真實事件：一個東北大哥在在哈爾濱附近殺了一個警察，越獄之后四處躲藏，最后發現自己被通緝了，賞金10萬。“想到自己這輩子都沒有值過這么多錢，（他）就決定把這筆錢留給侄女，于是他回到親戚家，吃了最后一頓豐盛的大餐，叫來眾多親戚把他綁起來，交送了公安機關。”
刁亦男在一次采訪中說。 這個真實事件成為了《南方車站的聚會》的原型。 電影里的故事發生在十年前，胡歌飾演的周澤農是電瓶車盜竊團伙中的一個領頭。
團伙內部存在領地爭端，在一次和競爭對手的沖突中，周澤農失手殺了一個警察，走上了逃亡之路。
為了騙取警方開出的30萬懸賞金，周澤農和桂綸鎂飾演的“陪泳女”劉愛愛在車站接頭，希望由她來舉報自己，將賞金留給他的老婆。然而，刑警大隊、盜竊團伙和當地居民的介入，讓這場“交易”變得錯綜復雜。 《南方車站的聚會》的英文標題是Wild Goose Lake，指的是武漢城里的一個湖邊度假小鎮——野鵝塘。
這是周澤農藏匿的地點、劉愛愛的工作場所，也是最終逃亡和追逐發生的地方。 武漢被稱為百湖之市，市內有大小湖泊166個，水道縱橫。“水”也是《南方車站的聚會》里常見的意象。
電影中經常下雨，每家每戶都備著雨傘，野鵝塘邊是泥濘的濕地，妓女以“陪泳女”的身份陪客人下水。 周澤農和劉愛愛在車站的初次見面，就是一個雨天。劉愛愛撐著一把透明雨傘，傘面上籠罩著一層薄薄的水汽，在路過車輛的前照燈光下，劉愛愛側臉的剪影印在雨傘上，依稀可見她瘦削的下頜、修長的脖頸以及穿著的紅色上衣。
（圖源：豆瓣）
整部電影就像籠罩在南方的梅雨季節里一樣，濕漉漉，水淋淋。在這種朦朧之下，刁亦男卻安排了數場的打斗、槍戰、追逐和殺戮。
他在一次采訪中提到，《南方車站的聚會》中的動作戲里有很多武俠片的影子：“動作戲也是，（我們）從武俠片借鑒了很多它們的那種美學。”
一位豆瓣網友在長評中寫道：“喜歡暴力血腥場景的影迷肯定不止我一個，但在華語影片中，這樣的鏡頭實在少見，能夠拍出美感的，更是屈指可數。”
暴力如何成為“美”
暴力本身是不美的，“暴力美學”一詞卻為人津津樂道。 東亞人含蓄、內斂的傳統性格，似乎和這種“以暴為美”的藝術形式格格不入。但對“極致”二字的偏執，造就了東方人對暴力、情欲、仇恨等人性本能情感的崇拜，這在日本、韓國和中國的文學作品十分常見。
這種審美觀表現在電影上，就形成了“暴力美學”的作品。 20世紀80年代，吳宇森以《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作品，第一次將“暴力美學”的概念具像化，影評人評價他“把一種以表現殺戮為目的的電影敘事形態，演變成為一種以動作表演為目的的舞臺化電影空間。”
（圖源：豆瓣《英雄本色》）
這種對暴力的風格化處理，改變了當時電影界對暴力的看法和認知。人們意識到“暴力”可以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在電影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形成一種風格。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轉換。
在此之前，導演總是盡量避免對血腥場景的過多描寫，以免引起觀眾的不適；而現在，他們則傾向于通過特寫鏡頭來渲染和強調暴力，從而放大暴力在電影中的作用，增強觀眾的感官刺激。
在“暴力美學”的基礎之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美學類型。有的導演沉迷于暴力本身；有的導演更愿意將暴力作為創作主題，通過光影、構圖、運鏡、音樂等拍攝技巧和后期效果的配合，將“暴力”以“美”的形式呈現出來。
昆汀的《殺死比爾》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被譽為“暴力美學”的教科書式作品。烏瑪·瑟曼一身黃衣、手持武士刀的造型，酒吧里血流成河的暴力混戰，回響在醫院走廊的詭異口哨配樂，都是這部電影中永恒的經典。
尤其是電影最后，烏瑪·瑟曼飾演的“新娘”和劉玉玲飾演的殺手石井尾蓮的雪地決斗，更是完美地解釋了“暴力美學”四個字。
日式庭院的雅致和禪意，和兩位殺手形成了鮮明對比，昆汀巧妙地將二者放在同一個畫面——近處的虛景是正在取水的日式驚鹿，遠處的實景卻是劍拔弩張的決戰現場。
下一秒，石井尾蓮的頭蓋骨被削落在地，鮮血從她的頭頂留到腳下，染紅了她穿著的純白色和服。
另一部被觀眾熟知的亞洲“暴力美學”電影，是韓國導演樸贊郁的作品《老男孩》。這部電影是樸贊郁“復仇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也是韓國電影在國際上頗負盛名的一部作品。
電影里，崔岷植飾演的中年男子吳大修突然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囚禁在一個房間里長達15年。當他重獲自由后，開始瘋狂地尋找是誰綁架了他，并展開了復仇計劃。
最經典的一個鏡頭，是崔岷植用一把斧頭在走廊里連續單挑了幾十名混混，血肉模糊的尸體堆滿了狹窄的長廊。樸贊郁選擇從長廊側面拍攝，采用了橫移鏡頭和一鏡到底，將這個長達三分鐘的肉搏戲，拍出了一種格斗游戲的感覺。
（圖源：豆瓣）
在更資深的影迷和專業學者眼中，弗蘭克·米勒、羅伯特·羅德里格茲、昆汀·塔倫蒂諾的作品《罪惡之城》，以及日本導演三池崇史的《殺手阿一》，都是“暴力美學”的巔峰之作。
刀刃和子彈觸碰著電影角色的肉體，卻能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隱隱作痛。
骯臟且美
“暴力美學”甚囂塵上的同時，國產電影似乎很難在這個概念上做到極致。這和中國觀眾的審美取向，當下的社會環境，國內的審核機制等都有密切的關系。
從廣義上來說，可以將“暴力美學”簡單地理解成一種表現手法：如何將不符合傳統審美的畫面拍出美感。這一點在《南方車站的聚會》里得到了明顯的體現。
從“暴力美學”的角度來說，除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鏡頭以外，《南方車站的聚會》為大多數血腥和詭異營造了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這得益于導演爐火純青的鏡頭語言和光影運用。
劉愛愛將周澤農老婆帶到軍平餛飩店后，發生了一場警察和罪犯的追逐戲。
在夜市上，到處都是用塑料膜搭起來的棚子，鏡頭跟著劉愛愛穿梭在游藝大棚中間，打斗的人影和噴濺的鮮血就印在塑料膜上。
在另一個場景中，盜竊團隊在酒店地下分配區域時起了沖突，原本已經平息下來，一個小混混卻突然掏槍開火，場面立刻亂作一團。不同于西方電影中的黑幫火并，中國鄉鎮小流氓的斗毆毫無章法，搖晃的頂燈也為這一幕營造了完美的鬧劇氛圍。
最經典的動物園場景里，鏡頭在動物和人物的眼睛特寫中來回切換，在頻率極高的明暗變化之間，槍聲響，人倒地。劉愛愛和周澤農的“船戲”，也只是用劉愛愛撈了一把野鵝塘里的水漱口的鏡頭點到即止。
在這樣的安排下，《南方車站的聚會》處處顯露出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 劉愛愛帶著周澤農老婆剛進入夜市的時候，一群大叔大媽穿著會發光的鞋子，跳著廣場舞；十分鐘后，這群人變成了警察，十幾雙發光的鞋子追著逃犯跑，顯得十分滑稽。
（圖源：豆瓣）
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這部電影。刁亦男用一種吊詭、夢幻的方式，講述了不同的人在極端困境下的善與惡，也展現出了掙扎的邊緣人物和真實的社會萬象。
這種具有中國本土化特色的“黑色電影”，正式貼上了刁亦男的標簽。 不過，“暴力美學”終歸只是一種呈現手段，無法成為電影的最終評價標準。在不同的觀眾眼中，《南方車站的聚會》仍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從選角上看，胡歌的氣質和電影基調并不相符，桂綸鎂和角色的契合度也不如《白日焰火》；從人物上看，角色塑造得過于單薄，性格和行為邏輯不足；從劇情上看，過多注重形式之后，流暢性有所缺失，電影立意也略顯單薄。
有人喜歡《南方車站的聚會》，認為它是一部優秀現實主義的文藝電影；也有人不喜歡這部電影，認為它的劇情站不住腳，因此表現形式顯得炫技而浮夸。
正如“暴力美學”這個概念本身，喜歡的觀眾認為這是一種風格化的表現手法，不喜歡的觀眾則會覺得這是一種不必要的過度包裝。 昆汀將這部電影形容成“視覺上有些‘骯臟’，但還是非常美。”能將骯臟、血腥、暴力和“美”這樣的反義詞共存，就是這類電影的魅力。
不是為了“美”而“暴力”，而是將必要的暴力變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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