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圓桌派”：跟竇文濤進宮看皇帝怎么過年
導語：轉換大眾的“游客心理”，讓故宮成為真正能觸動觀眾的文化載體，而不是下雪才會想起的打卡景點。
作者 | 語境
編輯 | 石燦
春節將至，支付寶主導的“集五福”活動又來了，活動開始當天，就有超過60萬人參與其中。
在清朝，紫禁城也流行“集福”，集的還是皇帝賜的“福”。 在1月15日上線的《故宮賀歲》第三期節目中，主持人竇文濤和演員羅晉跟隨故宮博物院的兩位專家，不僅帶領觀眾欣賞了清代五帝的“福”字，還揭秘了清代紫禁城的許多宮俗禮儀。
2020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和騰訊聯合推出視頻節目《故宮賀歲》上線。節目中，每一集都有不同嘉賓跟隨主持人竇文濤一起，與專家在故宮探尋傳統過大年的習俗。
節目共五集，分別對應五大主題，即“皇帝的私人聚會”、“皇帝的家宴”、“紫禁城的年俗禮儀”、“紫禁城的年物”、“紫禁城的年節娛樂”，基本涵蓋了故宮過年的各個切面。
《故宮賀歲》的節目主題沿襲了2019年“賀歲迎祥——紫禁城里過大年”展覽的框架。“過大年展”重現了康乾時代清宮過年景象；在元宵節這天，故宮還舉辦了“紫禁城上元之夜”燈會，近百年來首次在夜間點亮紫禁城古建筑群。
節目總導演曾欣告訴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在2019年“過大年展”展出文物的基礎上，《故宮賀歲》更深層的意義就在于，轉換大眾的“游客心理”，讓故宮成為真正能觸動觀眾的文化載體，而不是下雪才會想起的打卡景點。
“和大人進宮來了。” “這不是要過年了嗎，回來看看，重溫一下當年過年的情景。”主持人竇文濤和嘉賓在故宮聚首，說完兩人相視大笑。
他曾經在影視劇中扮演過乾隆皇帝的大臣和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和大人”的帶領下，竇文濤“穿越”到了“乾隆的私人聚會”，也就是春節期間的茶宴。
為什么選擇研究乾隆的“朋友圈”？導演的答案很實在：“乾隆壽命長，在位時間也長，可考的資料就相對完整，人物形象也比較立體，保留下來的文物也足夠豐富。”
講解茶宴的專家，是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主任王志偉，他見到嘉賓時說，“我上學的時候就是看您的清宮戲長大的，您的那些臺詞我還能背下來。” “王老師就是‘戲多’。
基本上他一出現，他的標簽就是‘和珅’，就是我們印象中和珅的風格和狀態，我們片中的‘回家’也就成了最合理的動機了。”曾欣說。 這種“魔幻的穿越感”對曾欣觸動最深。
拍攝時，王行走在故宮實景空間，總會讓曾欣腦海中閃現“和珅穿著官服行走宮中”的畫面，他把這種感覺形容為“就像是剪輯的時候畫面在跳幀”。
王對拍過清代戲，有歷史積累，愛收藏，懂文物。他和故宮的緣分還不止于此。如果你游覽故宮時租用過語音導覽設備，應該還會發現，在不同語言版本中有一個特別選項“故事版”，這一版講解就是由他錄制的。
他在節目中也有很多自己的輸出，例如談到和珅的長相，用的是“美英姿”。竇文濤問他“和珅在茶宴中應該坐哪”，他推測，“文東武西。和珅應該坐在東邊靠北邊（近皇帝），起碼第一第二，最不濟也得第三的位置”。這個答案也獲得了專家王志偉的肯定。
除了天然探訪動機，嘉賓更是代表了觀眾去探索故宮，替觀眾提問，由專家揭秘更多的專業知識。 曾欣告訴刺猬公社，節目這樣劃分專家、嘉賓和主持人，“專家代表歷史，嘉賓代表現代，文濤老師是連接歷史跟現代的一個通道。”
“聽到竇文濤（的名字）就不考慮別人了。在我心中他是國內最好的談話類節目主持人，沒有之一。”從《鏘鏘三人行》到《圓桌派》，主持人在嘉賓之間的周旋、對問題的調度和觀點輸出這些方面都游刃有余。
和同樣基于故宮IP的節目《上新了·故宮》不同，《故宮賀歲》不是真人秀，而是一檔文化探訪類節目。 由于節目中出現了圓桌座談環節，有人稱之為“故宮圓桌派”。
“座談環節確實是和文濤老師的‘圓桌派’很相似，我們也希望這樣熟悉的環節，能讓文濤老師發揮更自如，也能讓話題探討更深入。” 竇文濤節目經驗豐富，在節目錄制間隙，曾欣也和他有過關于節目形態方面的探討。
拍攝圓桌談話，就無法把人物置于場景，會缺少現場感；但如果注重現場感，聊天的內容又不得透徹。兩者都有天然的優勢和劣勢。 “所以在片子里，我們也在嘗試不同形態，要不要做一個從現場到室內，再回到現場談論的形式。”
這個設計在第三集中會有明顯的體現。 “《故宮賀歲》沒有100%可借鑒的模式，一切都是摸索著前行。我們不是純座談，現場環節也避免真人秀劇本，要有文化信息量輸出，還要增加探尋感和趣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故宮賀歲》更像是一部紀錄片。”曾欣是紀錄片《水果傳》一、二季的總導演，也擔任了《故宮100》中12集的分集導演。他認為《故宮賀歲》從紀錄片攝制經驗借鑒最重要的是對節奏的把握。
“這個節目特別需要考慮場景切換的節奏，找到話題的抓手。話題的抓手包括實景和實物，能把人帶入到當時的情境里，盡量避免空談。”
乾隆的茶宴在重華宮舉行，它更有家的感覺，和宏偉的三大殿在氣質、用途上完全不一樣。
這里，拍攝用了兩個抓手——一是從一幅畫上摘抄的茶宴聯句詩文，另一個是座談空間，用仿制的三清茶碗去泡三清茶，重現當時的場景。
三清茶碗是根據史料文獻的一種復原，也是故宮文創復制品。 雖然可以無限接近歷史，但有些場景想要在節目上復原還是有些難度。介紹茶宴聯句時出現的動畫演示，就是另一種“復原”方式，為了讓觀眾更直觀地了解活動過程。
導演稱這類動畫為“場景復原動畫”，其中也參考了一些清代的宮廷畫，其中一幅叫做《弘歷京師生春詩意圖》。
這幅畫有兩米多，它跨越時間和空間，結合了天象、氣候、宮制、民俗，將清代宮廷和百姓共迎新春的景象均展現其中。
“我們想要動畫滿足‘年節喜慶’‘歷史感’‘文化感’這些關鍵詞，但它們其實是矛盾的。畢竟是過年，開始我們希望“年味兒足”，第一版調出來的顏色就像‘廟會的顏色’，但如果按照宮廷畫的接近水墨的風格，又過于淡雅。
最后我們基于原來的色調，在磚墻上面多添一點紅，在屋頂補一點琉璃的顏色。”
曾欣和動畫師在矛盾的關鍵詞中，反復游走嘗試，耗時耗力。而《故宮賀歲》從開機拍攝到第一集節目上線，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說它是故宮題材效率最高的節目，我覺得一點都不為過。”
過了春節就失去了賀歲的意義，曾欣說，所有崗位的工作人員都進行超負荷工作，攻破時間周期上的巨大挑戰。 “大拍一共五天，故宮給節目組開放了三個閉館日和兩個游客日進行拍攝，拍攝前需提前報備拍攝路線，使得當天工作人員可協助我們完成拍攝，也特別感謝故宮的工作人員對我們的理解與支持。” 一天一集的拍攝不允許任何紕漏。
每集拍攝完成緊接著就進入后期，不斷地磨合、嘗試與修改，同時與故宮的專家不斷核實內容的準確性，其實是一套龐大的工程體系。
曾欣師從《故宮》總導演周兵，2011年又參與了《故宮100》中，12集的攝制。《故宮賀歲》的幾位攝影大多都來自紀錄片《故宮》和《故宮100》的班底。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有故宮拍攝經歷的團隊，很難在短時間內高質量地完成節目的錄制。 在第一集重華宮的拍攝現場，和曾欣配合的一位攝影師叫朱鳳軍，是團隊中在故宮拍攝天數最多的攝影師。
“《故宮100》是就是朱哥和我配合的。拍重華宮的時候需要架搖臂，我就直接跟他說‘10年前那個位置’，都不用踩點。團隊對于場景的熟悉為節目攝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曾欣說。 在故宮里拍攝，不同于其他題材的拍攝，要遵守故宮各項章程，難免會有不少“等待”“停滯”以及“不允許”，這些都是出于對文物空間的保護，因為被限制，反而更敬畏。
“我們參與項目的所有人員，在故宮拍攝天數加起來超過500天。” 對文物空間的拍攝經歷和常識性認知，讓團隊節省了大量溝通、勘查和適應的時間，保質保量“完成任務”。
故宮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其中有挖掘不盡的文化內涵。 曾欣和團隊在“賀歲檔”節目創作的過程中，也在盡力尋找不為大眾所知的知識點，希望能夠真正意義上用現代眼光解讀傳統文化，讓傳統有新的活力與生命。
恰逢2020年是故宮的600歲生日，曾欣覺得很榮幸，“節目是在新年伊始為觀眾們賀歲，在我們看來，制作的過程更像是在為故宮在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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