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韓國政府因《寄生蟲》撥款改善半地下家庭
導語：電影的現實意義和社會職能，更多是由被記錄的內容而非記錄者決定的；而這些意義和職能是否能落到實處，則是由受眾決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難實現。
作者 | 御 寒
編輯 | 趙思強
《寄生蟲》又火了。
據韓媒消息，韓國首爾市政府在2月18日宣布，將撥款為1500戶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條件，包括改善供暖系統，更換地板、安裝空調等基礎設施，每戶家庭最多可獲得320萬韓元（約合1.9萬元）資助。
考慮到剛剛在奧斯卡斬獲四項大獎的《寄生蟲》講述的就是居住在半地下的一家四口的故事，首爾政府的措施很可能就是這部電影的功勞。
半地下是韓國、尤其是首爾市常見的一種民居方式。住戶大多是因為收入不高，無法負擔正常公寓的租金，而選擇居住在通風、光照條件惡劣但相對便宜的地下/半地下。在韓劇《請回答1988》里，身負重債的德善一家五口住的也是半地下室。
圖源：豆瓣《寄生蟲》
由一部電影帶來的社會討論和政策變動，經常會被用以敘述“電影或藝術擁有改變現實的力量”。
一個老生常談的例子是韓國電影《熔爐》。該電影改編自韓國作家孔枝泳的同名小說，取材于 韓國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真實事件，是韓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代表之作。
在現實案件中，7位受害人在1985年至2005年期間遭到了學校校長和老師的性侵和虐待，多位致力于為受害兒童討回公道的法律工作者遭到暗殺。而校方利用權錢交易，多次躲過法律制裁，輕則只判了緩刑，繼續在校內任職，受害學生不斷增加。
《熔爐》于2011年9月22日在韓國上映，盡可能地還原了案件真相。電影上映后，在韓國社會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最終觀影人次達到466萬，幾乎是當時韓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百萬人聯名要求重審案件。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對此案重新展開調查，40名涉案教職員工或被起訴，或被處理，或接受內部調查。
然而，當時的相關法律規定，性侵身障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訴期7年，該案已經過了追訴期。為此，網友聯名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標準，并廢除追訴期的規定。
電影上映第37天，韓國國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規定性侵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同時廢除公訴期，于2012年7月實施。為了紀念這部電影，該法案又被叫作“熔爐法”。另外，該事件還引起了社會對殘障人群體的關注，促進了國會對《社會福祉事業法》進行修訂。
圖源：豆瓣《熔爐》
雖然該案件的主犯、時任學校校長當時已經因病去世，但是學校終于被關閉，其他涉案人員也受到了追訴。學校行政室長金某（66歲）于2012年重新接受審判，獲8年有期徒刑、信息公開10年以及位置追蹤追加10年的刑罰。
同樣的事在歐洲也有發生。
1999年上映的法國/比利時電影《美麗羅塞塔》，講述了一個剛滿十八歲的比利時女孩羅塞塔，在找工作和謀生活的過程中遇到的阻礙和誘惑。該電影喚起了人們對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的關注，次年4月，比利時政府推出了“羅塞塔青年就業扶助計劃”，禁止雇主以低于成年工人最低標準的工資雇傭童工。
在中國，隨著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發展，類似的事例也越來越多。
2014年9月25日，“打拐主題”電影《親愛的》上映。電影改編自一起真實事件：一對夫妻關系不和睦，作為唯一紐帶的兒子走失后，夫妻二人開始了漫長的尋子之路。最終，夫妻二人找到了自己的兒子，也遇到了養育自己兒子的一位農村婦女。為了爭奪孩子，眾人之間發生了種種沖突。
《親愛的》引發了社會對拐賣兒童問題的激烈討論，除了子女被拐的受害者以外，人們也看到了另一個群體——收買并撫養了被拐兒童的父母們。電影中，趙薇所飾演的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被拐來的，即使不是親生孩子，也打心底愛護他。失去孩子以后，她的悲痛欲絕同樣打動了很多觀眾。
次年8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將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p>
圖源：豆瓣《親愛的》
現實催生電影，電影推動現實——這看上去的確是一件積極向上的事情。然而，無論是《寄生蟲》《殺人回憶》，還是《親愛的》《我不是藥神》，其實本身并沒有被賦予“改變現實”的崇高任務。
人的記憶并非永恒，群體的記憶尤為短暫。無論是日記、照片、Vlog，還是現實題材的電影、電視、紀錄片，存在的目的都是增加“歷史”的存在形式、延長“記憶”的存在時間。至于在此之后，它將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關鍵還是在于“人”的選擇。
回到《寄生蟲》的問題。
《寄生蟲》于2019年5月28日獲得了第62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5月30日在韓國上映，2020年1月5日獲得第77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1月13日入選奧斯卡6項大獎提名。然而，直到在奧斯卡上斬獲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四項大獎后，政府才“慢一拍”地宣布這一措施。
從措施本身來看，似乎也有所不足。根據韓國國土交通部2018年統計，韓國目前共有38萬戶家庭居住在地下、半地下以及閣樓內。在首爾，半地下室的住戶比例占到全國近60%，也就是超過20萬戶。
和龐大的總數相比，僅有1500戶能得到政府補助，可以稱得上是杯水車薪。更重要的是，政府撥款，本質上還是一種“拆東墻補西墻”的行為，并不能撼動根深蒂固的社會階層問題。
乍看之下，這或許更像一次“面子工程”，并沒有達到大家所預想的“改變現實”的高度。這種類似的質疑也出現在此前的韓國電影上。
在貿然評價政府行為之前，必須認清的是，督促政府撥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生活，是否是《寄生蟲》最初的創作目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這么認為。
圖源：豆瓣《寄生蟲》
事實上，在最健康的狀態下，一部電影記錄的應該是已經被改變的事情以及它是如何被改變的，而非需要被改變的事情。我們往往將講述了后者的電影成為“現實主義電影”。
在如今的語境下，“現實主義作品”似乎成了創作者的職責。除了電影，小說、音樂、圖像、新聞，一切藝術或非藝術的創作形式，都在記錄這一基礎屬性上，增加了揭露人性、諷刺現實的任務。而電影兼具了藝術性和紀實性，無疑其中最適合誕生“現實主義作品”的形式。
然而，電影的現實意義和社會職能，更多是由被記錄的內容而非記錄者決定的；而這些意義和職能是否能落到實處，則是由受眾決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難實現。
在更多的情況下，“落到實處”的步驟是被忽略的。在豆瓣上打五星，發一條朋友圈，或者推薦給家人朋友，是大多數觀眾能做到的極限。人們不愿意承認的是，看完所謂的“現實主義電影”后，更多人所做的反而是逃避電影中的“丑陋現實”，回歸自己所熟悉的“美好生活”。
根據豆瓣網友的整理，在2019年韓國電影票房排行榜中，《寄生蟲》以1009.1萬觀影人次的成績位列第五。此時的《寄生蟲》就和所有電影一樣，是流通于院線的一個商品。
直到奧斯卡之后，這部電影才從單純的“好電影”，變成了一部足以代表韓國電影、甚至整個國家的“藝術象征”。從此以后，《寄生蟲》將會作為“第一部獲得奧斯卡的韓國電影”永遠留在功德碑上，這部電影所記錄的“事件”，會變成韓國社會永恒的“記憶”。
從這個角度來看，《寄生蟲》已經完成了它作為現實主義題材作品的任務——記錄并放大“半地下式”這一現象在韓國社會中的話語權；而政府的舉動就是把電影所想要達到的效果“落到實處”，甚至可以看作一種extra bonus（額外獎勵），可能連奉俊昊都沒有預想到。
“有總比沒有好”——如此想來，“這個措施是什么時候頒發的”，和“這個措施到底會惠及多少人”，或許就不那么重要了。
退一萬步來說，能夠用電影將這些問題記錄下來，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人類的同理心、共情力、使命感，以及對“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的感知，都會被一部好電影所調動。他們或許不能改變社會，卻能改變自己在社會中的行為。
即使表面上的現實并未被改變，但是在冰山之下，總有某個人的命運因為某部電影而改變，從而影響未來的某個細節。
電影能為社會做到這個程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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