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著救世的情懷去做媒體，卻發(fā)現(xiàn)自己連一個人都幫不了——既有“不能”，亦有“不愿”。看到了悲苦與艱難，最后卻抽身而去，某種程度上，可說這是在中國做媒體人的原罪。”

這是“我們視頻”副總經理彭遠文在“騰訊·大家”自己專欄中寫下的感慨。從一名機械工到書店店員，再到國內知名紙媒機構的負責人，他由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名成熟的知識分子，言語間也流露著一種在現(xiàn)代社會少見的人文關懷。

到2017年9月11日，“我們視頻”上線365天，這是一次傳統(tǒng)媒體轉型的開拓。在這紀念一周年的日子里，彭遠文做了次總結：一年中，“我們視頻”生產了5000+條短視頻，在騰訊單一平臺的累積播放量達30億以上；“我們視頻”還做了超過600場新聞直播，累計觀看流量過億。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視頻”總播放量突破10億只用了八個月。

從“保定男童墜井救援”，到“摩托車大軍返鄉(xiāng)”，再到“榆林產婦墜樓事件”，或許正是融入血液中對人的理解和關懷，讓彭遠文與“我們視頻”在短短一年內就獲得了亮眼的成績。

在如今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里，公眾對內容的需求變化極快，且被“多巴胺”牽著走。這個形勢下，新聞短視頻如何去滿足用戶的需求？其制作流程有沒有一個范式？“我們視頻”的系統(tǒng)方法論是怎樣的？

今天，就讓彭遠文老師為大家解惑。

（以下內容根據(jù)采訪整理而成）

1

為什么要做“我們視頻”？

新京報需要轉型，騰訊需要內容——一拍即合。

剛開始做這個項目，跟當時的總編輯王躍春聊，我就說這個項目不負擔整個報社的轉型任務，也得到了春總的認同。道理很簡單，一個剛起步的項目，體量這么小，要負擔整個報社轉型，等于是用一輛小車去拉一輛大車，非累死不可。一定要輕裝上陣，有一天長成參天大樹，再來承擔更多責任不遲，而到那個時候，其實報社已經轉型成功了。現(xiàn)在從人員構成看，“我們視頻”九成以上都是來自外部招聘。

做短視頻，首先要搞清楚定位。而“我們視頻”的定位是只做新聞，不做其他。不僅只做新聞，而且是專業(yè)的新聞，社會、時政、突發(fā)等方面是主戰(zhàn)場，體育、財經、娛樂、科技等基本不涉及。這里面有對競爭對手的考慮，有對于社會責任的考慮，同時我們也相信，稀缺的東西總會體現(xiàn)其價值。

“我們視頻”的類型現(xiàn)在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拿料求證，另外一種則是自拍原創(chuàng)題材。目前，“我們視頻”的關注中心在社會突發(fā)類事件，另外，他們在人物紀實、暗訪和街采等等方面也有涉足。

“天鴿”臺風期間，“我們視頻”發(fā)了一條短視頻，把朋友圈流傳的視頻一個一個迅速地核實到地點，做成這么一個集錦。看起來很簡單，但非常麻煩。在這個過程中，團隊放棄了很多視頻沒有用，因為這些地點沒有辦法核實地點，無法保證信息準確，這是我們專業(yè)媒體比UGC強的地方。

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新聞內容的專業(yè)性和以前沒什么不同，無外乎準確、快速、豐富幾個方面。很多人說這是自媒體的時代，但“我們視頻”相信新聞還是需要專業(yè)團隊的力量，個人有很大局限性。機構媒體某種程度上跟一家工廠并沒有太大區(qū)別，它也是通過一整套流程來保證產品的合格率。個人作坊或許會偶爾有非常優(yōu)秀的作品，但也可能流出殘次品，更難保證穩(wěn)定的產出。從業(yè)者需要在機構接受長期嚴格的訓練，雖然說現(xiàn)在“人人都是記錄者”，但不能說“人人都是記者”。而且團隊配合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yōu)槭裁唇小拔覀儭钡脑蛑唬覀儾皇菃伪鲬?zhàn)。

2

內容的價值觀：

關注新聞中的人并把人作為最高價值

雖然社交媒體新聞事實性不足，但社交網絡卻是良好的信源渠道。和以前相比，傳統(tǒng)的熱線電話和線口資源仍然在，但時效和數(shù)量已經遠遠跟不上網絡社交媒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做視頻新聞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以前是記者不到現(xiàn)場，就沒有視頻，現(xiàn)在基本上重大事件都能找到現(xiàn)場視頻，包括突發(fā)的瞬間視頻。

具體到內容的制作，可以照搬任何一家傳統(tǒng)媒體或者普通工廠的做法，不外乎分工和確定流程，比較而言，新聞生產的流程相對簡單：報選題、采訪求證獲取素材、形成文稿、后期視頻編輯、審核發(fā)布、渠道推廣。

傳統(tǒng)電視臺把每天24小時劃分成不同欄目不同時長，這一點跟報紙很相似，先劃分然后填版面，但現(xiàn)在不一樣，隨時可以發(fā)，對時長也沒有要求，長短隨意，這跟新聞生產帶來極大的自由度，所以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的新聞視頻生產，比以前更快更靈活。而對短視頻而言，快速迭代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特征，不斷補充新增信息。

比如說一個重要新聞事件發(fā)生之后，我們會同時安排前后方記者和拍客跟進：1、最快發(fā)布的可能只是一條只有基本信息的快訊，與此同時記者已經在去現(xiàn)場的路上；2、拍客到達現(xiàn)場傳回素材，后方記者求證核實繼續(xù)發(fā)布短視頻；3、記者到達現(xiàn)場，根據(jù)情況可以直接發(fā)起不間斷的直播，重要信息通過直播云剪制作成短視頻發(fā)布；4、后續(xù)持續(xù)跟進做深度報道。

我舉個例子：榆林“孕婦墜樓”事件。

這個事件剛剛曝出來的時候對于產婦家屬是非常不公平的，可以說是很惡劣的（家屬被塑造成了“惡婆婆”，“渣丈夫”形象，網上罵聲一片）。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與院方的兩次聲明有關，聲明中稱“主管醫(yī)生、助產士、科主任也向家屬提出剖宮產建議，均被家屬拒絕。最終產婦因難忍疼痛，導致情緒失控跳樓”，還截了兩張孕婦的監(jiān)控圖片，稱這是產婦“下跪”，“與家屬溝通（希望剖宮產）被拒絕”。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首發(fā)了完整的監(jiān)控視頻，觀眾可以自己判斷是“下跪哀求”還是因“疼痛難忍跪地”，這是第一次反轉：很多人開始改變觀點，對醫(yī)院聲明提出質疑。然后我們獨家采訪到了當時在場的醫(yī)院產科副主任和助產士，他們均承認當時沒有向產婦家屬提出過剖宮產的建議，產婦當時的情況是可以順產的，家屬是聽取這個建議才做出繼續(xù)順產的決定的，而《護理記錄單》中所謂的“拒絕手術”被解釋為“醫(yī)學術語”（很多醫(yī)學界人士并不認同這種說法）。這是第二次反轉：意味著原聲明中“主管醫(yī)生、助產士、科主任也向家屬提出剖宮產建議，均被家屬拒絕”完全不成立。隨后當?shù)匕l(fā)布了官方通報，承認在管理方面存在問題，對相關人員作出了停職處理。

而在視頻的處理上面，我們對于標題的處理非常謹慎，這里可以列一下：

《產婦跳樓事件監(jiān)控視頻首度曝光：疼痛難忍兩次跪地》

《專訪墜樓產婦醫(yī)院產科副主任：當時無需剖宮產》

《助產士回憶墜樓產婦狀態(tài)：她疼痛耐受力較差情緒激動》

《產婦墜樓醫(yī)院產科副主任：曾多次安慰其情緒 無法提供無痛分娩》

在視頻剪輯上，我們盡量避免斷章取義的嫌疑，尤其是監(jiān)控視頻、對產科副主任和助產士的第一條采訪視頻（這三條視頻在騰訊的流量目前超過6000萬），我們基本上是零剪輯，連貼推拉貼畫面都沒有——這也是比較罕見的，但我們認為有這個必要。

在采訪上，記者也是一再追問確認，避免采訪對象表達上有模糊歧義的地方——有部分網友認為我們的記者是在帶節(jié)奏，這是對于新聞采訪的不理解：呈現(xiàn)最準確的事實真相是采訪最重要的任務，而隨隨便便聊聊天是完成不了這個任務的。

此外我們還做了一條“墜亡產婦”丈夫兩天收到500多條謾罵短信的短視頻，體現(xiàn)對人的關注，這也是“我們視頻”的價值觀：人性——關注新聞中的人并把人作為最高價值。

還有增量信息。例如之前的陜西特大車禍，這個新聞是當天最大的一個新聞，人們對此有巨大的疑惑：為什么一輛大巴出事（沒有起火）會死那么多人？在那個時間點的任何信息都是稀缺的，而“我們視頻”馬上采到了當時事發(fā)現(xiàn)場旁邊的店員，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人們可以據(jù)此去猜測當時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直接撞到了墻上，響聲巨大，前三排座椅擠在了一起）。在信息充分披露后再回過頭來看可能不算什么，但是當時那個時間點記者采到的這個內容，是作為一個專業(yè)機構存在的價值。

對于短視頻來說，時長不是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時長里面提供的內容拉動力是不是足夠，內容的信息密度夠不夠大。因此，最核心的事情是內容是不是夠好，能不能撐這么長時間。一個節(jié)奏緊湊且波瀾起伏的視頻，每一個畫面大家都能認真看，并可以從中獲取完整的信息，就沒有必要剪短。

3

專門的人做專門的事

傳統(tǒng)媒體轉型的時候會存在一個誤區(qū)，那就是覺得要充分利用現(xiàn)有人手的剩余價值，但實際上往往是行不通的。要做視頻項目，一定要用專職的團隊。

“我們視頻”內部主要分為前期（記者）和后期（編輯和編導），比例大概是：2:1。其中前期分為快訊記者、外拍記者、直播記者，后期分為視頻編輯和直播導播。

公司也有文字記者轉去和視頻打交道的，我認為在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丟掉對文字的迷戀，轉而對視頻產生強烈興趣。我們這代人大多數(shù)都是這幾年才開始接觸視頻（不像現(xiàn)在的小孩子從小就接觸視頻），要知道我們學習文字至少學習了十幾年，視頻的復雜程度不亞于文字，這方面需要謙卑，從基本的語法學起。文字記者的優(yōu)勢是熟悉新聞生產的流程要求，采訪和講故事的方法大同小異，但不要把之前文字報道的寫作方式也帶入視頻制作。

我記得有句話說管理者應該把至少三分之一的精力用在招人上面，找對人，然后放手讓他/她去做。一個好的視頻團隊，團隊氛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說整個團隊里面所有人都是拼命干活的工作狀態(tài)，員工自然而然就養(yǎng)成了好的工作習慣。長此以往，人也就培養(yǎng)出來了。

目前我們基本上每周開例會，都需要做新員工介紹。對我和劉剛來說，比較難的就是既要抓業(yè)務又要抓團隊建設（包括招聘和人員培訓），很多地方都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難得的是我們團隊雖然很年輕（80%是90后），但都特別拼，特別能吃苦，特別愛學習，這是我經常感到欣慰又感激的地方。

4

 對現(xiàn)在的反思和未來的計劃

“我們視頻”目前的產量仍然不夠，與競爭對手相比，并沒有拉開差距；質量仍有待進一步提高，產品還不夠細致，新聞性的時效性比較強但深度不夠，而且在視頻展現(xiàn)上還有很多可以優(yōu)化的地方，這是我們目前要去修正的地方。

而從業(yè)務、目標來說，我們從一開始就沒變過，專注做新聞不做其他，甚至連我們的五個關鍵詞：新聞（品類）、視頻（形式）、手機（平臺）、專業(yè)（品控）、人性（價值觀），也一點變化也沒有。我相信我們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有變化。主要就是不停地擴大團隊，增加產量，提高質量。

如今從新京報的角度看，恐怕也找不到比騰訊更好的傳播平臺——除了騰訊網、騰訊新聞客戶端等大流量的新聞平臺，還有微信插件、qq彈窗、qq空間等社交渠道，這是目前國內媒體和平臺的最佳組合。我們目前的分發(fā)渠道主要是騰訊的各個端口，一個利好的趨勢是如今機器分發(fā)所占比例越來越高，因為我們的產量會越來越大，但推薦位則是有限的。

彩蛋：幾個有意義的Q&A

Q：對于新聞來說，圖文與視頻帶給讀者的體驗有什么不同？

A：這個題我們最近的招聘筆試題也提到了，很多回答都很好，比如圖片強調瞬間，文字適合深度表達，視頻適合現(xiàn)場呈現(xiàn)；視頻比文圖對網絡條件要求更高……

我覺得視頻與其他形式最大的區(qū)別是更接近人類最原初的接受信息的方式：我們睜開眼睛，看到的就是視頻，而不是文字圖片，所以視頻對用戶而言接受門檻最低。當然從制作上，它入門的要求最低（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用手機拍攝一段視頻進行記錄），但專業(yè)門檻又是最高的（比如電影無疑是目前專業(yè)門檻最高的傳播形式，別的不說，單從投資動輒上億即可做出這一判斷）。所以視頻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形式，發(fā)展空間極大。

Q：以前報紙時代對新聞的解讀經常會伴有一些充滿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思考，它雖然不能直接幫助公眾提高邏輯性，但起碼會有啟發(fā)。但現(xiàn)在隨著文字閱讀得越來越少，您認為公眾的理解能力與邏輯能力會受影響嗎？未來他們對于視頻內容的接受程度會向哪個趨勢發(fā)展？

A：這方面我是一個樂天派，不太會為一個新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而憂心忡忡。比如說前幾年智能手機剛出現(xiàn)的時候，很多人對于“機不離手”擔憂，但近一兩年，幾乎沒有人在說這件事了，大家都習慣了（人的適應能力非常強）。這當然會帶來一些問題，總體而言，我覺得并不是一件壞事：所謂“機不離手”，它意味著人類接收資訊的時間遠遠超出之前任何一個時代，而這不正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主要原因嗎？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并不是文字閱讀越來越少，而是文字閱讀占我們接收信息的形式的比例變小了而已（或者說通過看報接收信息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要說閱讀文字的總量，很可能仍然是遠遠超出之前的。此外，視頻雖然在抽象表達上不如文字，但如果付出足夠多的制作成本，仍然是可以達到甚至超出文字的效果。所以我不認為這樣一種變化會導致公眾的理解能力與邏輯能力下降，如果這是事實，那一定是別的原因。

未來人們對于視頻內容的需求一定會變得更多元，目前還只是起步，類似于文字的竹簡時代。

Q：您如何評價抖音、快手這一類App？

A：我是抖音和快手的忠實用戶，非常喜歡這類產品。我記得前兩年快手遭遇非議的時候，我就在所在雜志寫過一篇社論，大意是“快手是個好app”。它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真正實現(xiàn)了“人人都可以記錄”，發(fā)聲是需要門檻的，所以在過去很多人只能靠別人代言，而代言往往是靠不住的——包括我們媒體人。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在快手上看到一個農村婦女拍攝的收麥子、做煎餅的視頻，也有幾十萬點擊和上千條評論，老實說，那時候是有點小感動的。能在快手和抖音上（尤其是快手）看到更加真實的中國，我怎么會不喜歡呢？

Q：您提到過“王局的到來，幫助’我們視頻’在質量上提升了非常大一截”，但王局在江歌一案上曾遭受過輿論的攻擊，您覺得作為一名內容生產者，如何在輿論到來時正確地去面對并處理？

A：這大概只能用一句套話來回答：需要在意但不必過于在意。

以前的內容生產者是社會議題的制造者和主導者，你根據(jù)自己的判斷選擇報道題材并確定議題方向，所以那個時候觀看內容的人叫“受眾”，同時對于內容生產者來說，要想獲得反饋非常困難。現(xiàn)在不一樣，“受眾”變成了“用戶”，不再是一個被動接受的角色，更是一個品頭論足的評判者，可能會有人對失去主導權而不適，但我覺得總體而言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你收獲了互動。可能有人會把公眾稱之為“烏合之眾”——同名的書這些年非常流行，但我覺得這個詞被嚴重濫用了。所以我對輿論反饋非常歡迎。

但是又不能過于在意：輿論有很多種，你到底聽誰的？最終仍然需要用新聞的種種原則倫理作為指導，才不至于無所適從。

還是舉榆林產婦墜樓事件為例，我們一開始的報道被網民罵得非常厲害，說我們“為渣男洗地”，即便我們放出監(jiān)控視頻以及對醫(yī)生助產士對采訪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憑著慣性批評，但一兩天之后，輿論開始反轉了。比較而言，江歌案的情況更復雜，不僅在于事實復雜，還因為價值觀太多元，榆林產婦墜樓事件我們報道出事實之后，輿論很快轉變，但江歌案即便事實報道得非常清楚，也仍然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從這個角度看，江歌案在人性豐富程度上，是一個比榆林產婦墜樓事件要好很多的題材：它不僅呈現(xiàn)事件當事人復雜的情感，而且映射出了旁觀者價值觀的種種不同。

Q：新聞的存在對公眾的影響和意義在于？

A：我想不出比約瑟夫.普利策那句話更好的回答：“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fā)出警告。”

Q:所以我們更應該關注運動式的偉大、光明、正能量還是現(xiàn)實意義上的平庸、苦難、忍辱負重？為什么？

A:媒體需要呈現(xiàn)美好的一面，這非常重要，否則別的不說，媒體人自己就要得抑郁癥了。但報道苦難更加重要，因為這更為急迫。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媒通社，在此致謝。

來源公眾號：騰訊媒體研究院（ID：TencentMRI），深耕媒體行業(yè)，探索前沿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