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麑 首發：好奇心日報

小北，距離廣州火車站 3 公里，被廣深鐵路線、高架和人行天橋“切割”，土耳其餐廳、穆斯林食品超市和酒店門外多是非洲和中東面孔。這里是全亞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區。“巧克力城”的別名據說最早來自廣州的出租車司機。

白云山腳下，那個叫做“登峰”的城中村是許多非洲人開始廣州淘金夢的第一站，他們租下“握手樓”里 10 平方米大小的“劏房”，放下行李就一頭扎進幾百米外的寫字樓。

小北附近有數個這樣的寫字樓，底層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鋪，每一間都做著批發生意，從假發、女士皮包、足球服、桌布到電風扇、衛星電視……這是一些零基礎的新手商人們的“課堂”，中國的店主們熟悉地按著計算器，雙方都講著最簡單的英文“this money， and this money”。許多人在這里下了自己的第一個訂單，收貨地址是非洲。

寫字樓里還有早幾年進駐廣州的同鄉，他們租下了或大或小的辦公室，開起了貿易公司或是物流代理。新人們在這里找尋經驗，也迅速搭建著自己的人脈，哪里可以找到款式齊全的女士皮鞋，誰可以提供靠譜的供貨商，哪個同鄉值得信賴可以作自己的中間人。或是求得一份“防騙指南”——當中國商品漂洋過海到達非洲時，假貨和殘次品也堆滿了那里的垃圾場。許多人會提醒新人，盯緊每一個流程，不要等貨物到了非洲才開箱驗貨，那時候發現貨不對版，哭就太晚了。

還有一些候鳥型的商人，在本國有正職，每年抽出一兩個月的時間來廣州“跑單幫”。他們的訂單并不大，無非桌布和飾品之類的小件。在廣州，大訂單每次運回數個集裝箱，十幾個小訂單也可以迅速攢出一整個集裝箱的貨。

2014 年前，夜市從小北的“地道”里開始，直到寶漢直街，如今已被清理（攝 / 李東）

商人們的一天從中午開始，直至深夜。登峰村南面的那條寶漢直街有著熱鬧的夜生活。

5 年前，當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抵達時，這條街還有夜市。臨近的人行天橋上，潮汕來的街頭攝影師專門為人們拍攝“游客照”，取景地不是廣州地標“小蠻腰”，而是小北的高架橋和寫字樓，商人們可以寄回老家告訴親戚，這里是廣州，他們就在這片區域生活。

從小北的地道開始，夜市一路蔓延，新疆人的燒烤攤熱火朝天，湖北湖南人的“走鬼”攤位上，襯衫 15 元一件。

麥高登覺得那時的廣州和 19 世紀末的紐約有些相似，來自各國的冒險者都聚集在此“揾生活”，找尋自己的位置。

“這些商人們帶來了全球化，盡管這種‘全球化’和人們熟悉的 iPhone 或是大眾汽車的全球生產相去甚遠”，麥高登稱，不同于那些有著雄厚財力和大量員工的跨國公司，這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資金，甚至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低端全球化”的核心是一群“倒爺”，他們來自中東、非洲、南亞的發展中國家，把這座世界工廠里的一切廉價商品運回本國。“非洲倒爺”成了麥高登和他的學生林丹、楊玚的觀察對象，他們用了幾年時間輾轉廣州各處，采訪了數百位非洲商人，想弄清楚他們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

這延續了之前麥高登在香港重慶大廈的研究。2011 年出版的《重慶大廈》關注這里的南亞人和非洲人，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建于 60 年代的重慶大廈在王家衛的電影里有著詭譎的色彩，混合了廉價賓館、貨幣兌換店、餐廳、店鋪，雖然地處尖沙咀，店鋪租金卻常年保持低位。一位香港警察曾告訴麥高登，這里的犯罪率并不比香港其他地區高，但它仍給人“貧民窟”的印象。許多南亞人和非洲商人很少走出這棟大樓，甚至很少走出格子鋪，單憑關系維持生意。

“如果說重慶大廈是個池塘，廣州或許是一片海洋”，一個曾長居重慶大廈的非洲人給麥高登做了這樣的比喻，既然中國是世界工廠，為什么不直接去那里找尋更多的商品。在 2000 年前后，廣州取代香港成為非洲商人們新的目的地。

廣州存在著大量的機會空間，在麥高登眼中，這是這座城市最“美妙”的部分。

廣州政府一度對非洲商人他們的聚集地小北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至少在 2013 年前后還是如此。長久以來，甚至沒有一個可靠的數據統計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非洲人。“有人一度聲稱這里有 15～20 萬的非洲人，這太可笑了！”

第一個看起來可靠的數據出現在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爆發之后。根據當年 10 月廣州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會議披露的數據，1～10 月，從廣州出入境的非洲人總計 43.8 萬人次，其中在廣州實際居住的非洲人約為 15570 人，常住人口約有 4096 人。2016 年廣州市公安局又公布了新的數據，實際在廣州的非洲人約為 1.1 萬人。

大部分非洲商人并不清楚什么是人類學，但在確認了麥高登不是 CIA 之后，他們很樂意和這個香港來的白胡子教授討論生意經和生活瑣碎。

“談到全球化，人們總是會想起那些跨國品牌，但這些真正造就全球化的人如何在這座巧克力城里生活，很少人了解。”

去年底，麥高登出版了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我們以我們的見聞概要，以及麥高登對其研究對象的闡釋作為“廣州：低端全球化城市”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麥高登（圖 / CUHK）

The World in Guangzhou (圖 / Amazon）

盜版、山寨：低端全球化的暢銷品

很多非洲倒爺靠著假的 Nike 和 Adidas 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十多年過去，這些頂著知名 logo 的盜版（copy）仍是非洲市場上最暢銷的產品。為了逃避海關抽查，商人們自有策略，比如，一些人會將商標和產品分開，前者空運，后者海運，等回到本國再進行“拼裝”。但這么做的成本還是太高，更直接的潛規則是賄賂海關。

隨著國內對盜版的打擊力度越來越高，更安全的是山寨品（knock-offs），它們抄襲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設計，稍做更改，換上不同的商標，Qlay、Nobla、Applies，或者干脆沒有商標。“沒有人會沒收山寨品，除非某個山寨品的制造商被它抄襲的品牌起訴。”

麥高登曾跟著一些商人回到非洲，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 iPhone 和 Samsung 的商店，“這些店鋪的樣子、產品陳列看起來和紐約、巴黎、首爾并無不同，當然，同樣的還有價格，大部分人負擔不起”。這些正品商店的不遠處常常就有售賣山寨品的地方。

山寨品合理嗎？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主流話語中，人們批評“中國制造”里設計的匱乏，“借鑒”的低成本，真正的設計者“打假”的困難等等。倒爺們從不糾結這些問題。

麥高登喜歡制造一些“偶遇”，讓原本像是生活在不同“時空”各說各話的人們撞到一起。一次，他帶著一位索馬里物流商人參加了一場學術會議，他們面對的是 20 位美國的商學教授。索馬里人講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機運回非洲，美國教授們的質疑包括：“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違法的嗎？每年跨國公司要花多少錢來打擊盜版！”

“但發達國家的設計并不關心非洲市場，或者說，很少有設計關心窮人們的需求”，麥高登稱這是一種“來自美國白人的道德優越感”，“一個盜版的 Louis Vuitton 或許并不那么光彩，但我看不出一個山寨手機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某種程度上，這些山寨品‘修補’了越來越兩極分化的世界。”

穿星條旗襯衫，吃中式早餐的非洲人（攝 / 李東）

會后，索馬里人有些困惑，他的公司從屬于一間美國的物流公司，他的一位美國同事嚴重酗酒，另一位有情婦。他問麥高登：“我有信仰，不會酗酒，也忠于我的婚姻，那么誰才是不道德的那個？他們，還是運山寨品的我？”

我在小北遇到了 29 歲的肯尼亞人 Abdinasir，他說“道德”是個“語言游戲”（language tricks），這套游戲規則還包括稅收、房租、知識產權……“接受它們，我也就沒有什么機會了。” Abdinasir 的一個哥哥已經在美國定居，是個出租車司機。

一個曾在加拿大居住過的東非人告訴麥高登，在加拿大做生意太難了。“你想做擦鞋匠，需要交錢接受培訓，想開一間雜貨鋪，同樣需要接受培訓，官僚手續太復雜了！”他后來去了肯尼亞的 Eastleigh，和廣州相似，那是一處混雜的自發形成的貿易區。“在這里，只要你提供的東西足夠好，能吸引到客人，就行了，就是這么簡單！”

“在一個如美國一樣的所謂成熟市場里，稅收、房租、知識產權所設定的那個門檻太高了。如果你來自一個美國中產家庭，或許問題不大，但如果你是一個來自非洲的少數族裔——很多在廣州的非洲人都有長居歐美的親戚——常見的工種是出租車司機，教育水平高一點或許可以做律師、會計。但想要做點小生意，在那里太難了。”

麥高登稱，這套游戲規則不利于新移民，甚至不利于低收入白人，那是屬于大資本的世界。

小北天橋上的街頭攝影師（《廣州夢工廠》截圖，圖 / 廣東時代美術館）

“你的辦公室里吹著 90 年代的風”

Abdinasir 的物流公司開在怡東大廈，環市中路北面。不同于那些由明星建筑師打造的跨國公司總部大樓，他的辦公室只有 20 平米。抽濕機、空調、沙發、Wi-Fi 是這種小公司的“標配”，還有常年供應的肯尼亞紅茶，電視里播著肯尼亞的新聞節目。每天下午，這個有些局促的辦公室總是熙熙攘攘。

怡東大廈竣工于 1999 年，一公里外的“淘金”和花園酒店、友誼商店是八九十年代廣州的 CBD。等到 2012 年 Abdinasir 來廣州時，這棟樓的硬件已經很糟糕了。寫字樓的 1～3 層是格子間的商鋪，扶手電梯直到今天都是壞的。他還記得空調修理工對他說了一句有些詩意但不太科學的話：“你的辦公室里吹著 90 年代的風。”

但沒人會否認這里的便利。小北地鐵站 D 出口就是怡東大廈，商人們還在格子鋪之間專門辟出一塊區域做禱告。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人脈，這棟寫字樓里聚集了不少肯尼亞商人。

“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Abdinasir 的客戶大多是肯尼亞的同鄉，每天下午到深夜，他們會在這間 20 平米的辦公室里消磨時間，交換生意信息、家鄉情報，或是組織一場足球賽——商人們的足球賽在工作時間結束后開始，凌晨兩點半結束。

非洲倒爺們只和本國人做生意，他們也會對其他國家的非洲人表示不屑。“中國人總是用很籠統的方式稱‘非洲’，但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化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非洲，一些國家之間的差別比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差別還要大。”

在小北，天秀大廈是法語區，那里幾乎是西非人的天下。東非商人則相對集中在怡東大廈。“大部分中國人眼里，我們都是黑人，但不同地區的非洲人膚色也有不同”，Abdinasir 有些遺憾，“當你不了解的時候，只會用一種很模糊的方式區分，‘好了，那是另一種人’，就像是中國人用到‘國際友人’這個詞時，更多強調的是‘國際’，而不是‘友人’。”

和 Abdinasir 一樣，許多人都在用類似的方式維持本國朋友們的“忠誠度”。

一次，麥高登邀請了一位東非商人 Adnan 和一位同在廣州的日本會計鈴木共進晚餐。鈴木服務于一間知名的會計事務所，他需要陪客人打高爾夫，或是幫忙處理簽證問題。Adnan 是一個物流公司的老板，有 4 名員工，但他同樣需要在客人病了的時候帶他們去醫院，或者幫忙去銀行開戶。

鈴木會接待任何國家的客人，他解釋自己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幫客人合理避稅，只要他/她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但對 Adnan 而言，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徘徊則是常事。他做的生意常涉及盜版和山寨品。

對一些逾期滯留者而言，他們甚至不需要一個合法身份，只要他/她有熟識的本國人，同樣可以做成生意。

攝影師李東曾在小北的一間“劏房”里住了 8 個月，他認識了一些非洲朋友，得以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對許多商人而言，住所、社交地、談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濃縮在一個幾平米的房間內。（攝 / 李東）

在高端全球化里，合同是通行準則，有強大的律師負責法務，合同從草擬到簽署有著嚴格標準。一個曾在英國住過數年的西非商人向麥高登抱怨，在中國，合同像是廁紙，他還抱怨了這里不像西方國家，草坪只讓看不讓踩。

索馬里商人 Ali 在他的辦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一張“委托書”，一個同鄉拜托他將兩萬人民幣的尾款分別支付給了廠家、物流和中間人，白紙上，除了手寫的幾個姓名和數字，沒有任何其他信息。Ali 用手機拍下發給了遠在索馬里的委托人。“這就是我們的交易方式，‘合同’也大多如此。”

相比合同，人們更注重的是個人的聲譽，沒人記得住寫字樓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貿公司或是船運代理，你要記住的只有人。一個尼日利亞物流商向麥高登解釋聲譽的重要，“如果我欺騙了誰，他們不會去法院，回到家鄉，他們會告訴我的父親和兄弟，會對每一個認識的人說，你知道那個在中國的尼日利亞人嗎？他是個騙子，永遠不要和他做生意！”

2013 年的小北街景（攝 / 李東）

協調人（peace-keeper）

在這樣一個合同形同虛設、依賴個人信譽的社會里，如何處理沖突？

麥高登的學生林丹和楊玚是他的合作者。林丹的博士論文關于廣州這座城市里的中非交往，“用‘中非交往’這個詞有些歧義，像是國家層面的中非關系，實際上沒有那么宏觀，我關注日常，中國人和非洲人是如何互動的。”

2010 年，楊玚在廣園西一處批發市場遇到了一個沖突現場。兩個尼日利亞人，一個是來廣州采購的商人，一個是在市場里開店的“坐賈”，前者在后者的店里發現了一批自己被偷走的貨物。

市場里的尼日利亞人指定了一個協調人（peace-keeper），他需要像個偵探一樣聽取雙方的說法，還要向市場里的其他“證人”取證。他查驗出的事實是商人買了一批 5000 美元的衣服，送去附近一個中國人開的貨運公司，路上被人盯上，偷走了一些貨，小偷又轉賣給了這個尼日利亞的店家。

找出真相后，協調人還需要給出協調結果，他讓商人付給店家一些錢，買回了這批衣服，因為是他自己錯誤地選擇了貨運公司，又倒霉地被賊盯上。但買回的價格低于正常的市場價，因為店家不該接手來路不明的貨品。

協調人至關重要，特別是對于逾期滯留者人數最多的尼日利亞人，他們必須保持“隱形”。一位尼日利亞滯留者告訴麥高登，自己像是 Discovery 頻道里在河邊飲水的瞪羚，需要隨時警惕“鱷魚”的突襲。他稱自己已經養成了一種“本能”，掌握每一個地方的出口位置，以便迅速逃離。

在法律“失效”地帶，人們需要自己維持內部秩序，避免生出事端。

許多非洲國家都在廣州有自己的商會，有公信力的人會被推上協調人的角色。

2014 年，麥高登的電腦在小北的地道里被偷走，內有幾周的采訪錄音和未整理的資料。他詢問地道里一個維吾爾族商販，表示愿意支付 2000 人民幣贖回電腦。最初商販不同意，后來應允，找來八個同族人。

“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但能聽得懂他們話里不時出現的英文單詞‘computer’。”一個小時后，他們找到了小偷，取回了電腦。“這是我從田野里得出的經驗。如果當時我找的是警察，或許我的電腦連同里面的資料就永遠消失了，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除了同鄉會，另一個秩序維持者是宗教。尼日利亞人常去的一個基督教堂里，人們不時組織募捐，幫助一些被捕的逾期滯留者籌措罰款——他們需要在繳納罰款后才能被遣返回國。教會還曾幫助一些性工作者改行，比如用籌集到的錢作為啟動資金，做成一個小訂單。牧師對麥高登說，很多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都是年輕人，遠離家庭，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該做什么，什么碰不得。

這里的西瓜“全世界最平（便宜）”（攝 / 李東）

“一經售出概不負責”

幾乎每一個非洲倒爺都曾在廣州受騙過。早年，不少中國商人都認為這是“一錘子買賣”，他們的余生不再會遇到同一個非洲人。一些人告訴麥高登：“我們信神，中國人只信錢”（We believe in God，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

很快有人發現非洲人習慣了比較大的議價空間。麥高登說，面對一個開價 800 元的手機，非洲人會砍價到 200。相信“一分錢一分貨”的中國人為了做成生意，會滿口答應下來，簽了訂單，再在質量上做手腳。

低端全球化的其中一條準則是“一經售出概不負責”（caveat emptor），這要求商人們盯緊每一個流程，從看樣品，下訂單，和工廠保持溝通，確認貨物是否對版，到最后的運輸。這要求長時間的逗留，但當簽證所允許的時間太短，而續簽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經濟成本過高，手續又太繁復時，冒著風險留下來成了許多人的選擇。

最主要的逾期滯留者是尼日利亞人，不過也有一些人滯留下來的原因很簡單——忘了續簽。對一些人而言，逾期一天要繳納的罰款和滯留了五年被抓住要交的錢是一樣的，很多人怕麻煩干脆賭運氣。

2014 年后，寶漢直街增設了警力和監控探頭，燒烤攤和“走鬼”隨著夜市而消失，一個潮汕的攤主告訴我，小偷和毒販都少了，這里變得安全了，但生意也不比從前。（攝 / 李東）

2014 年之后，廣州發生了轉變，夜市已經隨著城市的“亮化工程”全部消失，巷弄里也裝上了監控探頭。政府控制商務簽證的數量，并打擊逾期滯留者，簽證允許人們停留在廣州的時間越來越有限。

根據新的政策，人們需要在續簽時提交犯罪證明，但所有的非洲國家都無法在線申請犯罪證明，商人們需要支付 2000 美元的機票回到本國辦理。“但等到他備齊了所有文件，他們的簽證常常已經過期了。”

“廣州在‘美化’他們的街道，再也看不到當初熱火朝天的燒烤攤了，不僅廣州，很多中國城市都在這么做。我個人自然更喜歡 2014 年前的廣州，人類學家不喜歡有太多既定‘秩序’、‘規則’的地方，很多人都在小北被搶過東西，但對人類學家，這些危險、混亂本身就是我們觀察的對象，多種力量如何保持平衡。”麥高登說。

但他隨即補充，“當然，如果我是一個廣州人，或許我會更喜歡現在這樣安全的環境。不僅是廣州人，好幾個非洲商人也這么和我說。”

隨著這座世界工廠里的人力成本不斷上升，“中國制造”的價格越來越高，一些非洲人告訴麥高登，他們正準備逃離這座“巧克力城”，下一站或許是胡志明市。

“對那些新人來說，這里或許不再是一片從零開始的好地方了”，Abdinasir 告訴我們，“但只要我還能賺到錢，我就不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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