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苗”VS“種子”，創新大賽的路徑分野
1998年，清華大學舉辦了中國第一個創業計劃大賽，5個多月的時間里，收到了100多份參賽作品。
就在前一年，麻省理工的創業計劃競賽結束后，從中誕生了70家“學生公司”，并在一份統計數據中指出：在這個高技術公司云集的地方，表現最優秀的50家公司中，有48%的創業者出自創業比賽，甚至在短短幾年內就成長為營業額達到數十億美元的“大公司”。
一時間，風險投資者迅速涌入大學校園，去尋找未來的技術領袖，同時高校的創業計劃競賽，也成了美國經濟的直接驅動力量之一。
然而中國的創業大賽也悄然走過了21年的歷史，逐漸從校園走向社會，以至于各種巧立名目的創業比賽。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的創業比賽到底走出了哪些優秀的創業項目，恐怕很多人會一臉茫然。
曾經在美國引領知識經濟時代的競賽，到了中國還是變了味。
賽場成了“秀場”
同濟大學教授鄭惠強在2017年的兩會提案中，將國內熱度漸興的創業比賽作為議題，切實指出了“雙創”時代的三個“副作用”：
1、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全國范圍內的創業類競賽多達49場，2016年前11個月就已經突破58場，平均個禮拜就有超過1場全國性的創業大賽鳴鑼開賽。2、比賽的專業競爭“深度”不足，“曲終人散”后也很少再有“回頭客”。3、一些比賽過分強調形式和表演，忽略了對內容和技術的關注，舞臺的布景酷炫無比，參賽者們個個西裝革履、演技十足，形式往往蓋過了項目本身。
回頭來看，鄭惠強教授的提案可謂針針見血，只是兩年時間過去后，國內大大小小的創業比賽數量只增不減，甚至直接將賽場變成了“秀場”。
早幾年的創業比賽中，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參賽選手上臺后就說自己是第二個馬云，“如果你錯過了第一個馬云，這次千萬不要錯過我”。對于如何成為第二個馬云，往往會給到幾個標志性的數字，比如A輪要融資1000萬美元，B輪要融資10個億美金，沒準兒兩年后就能直接登陸納斯達克。
近兩年開始涌現出一些“海歸項目”，團隊里總要有幾個老外背書，參賽者的路演功底也有所進步，不再張口閉口成為第二個馬云、第二個比爾·蓋茨，而是上演了一場場創業相關的脫口秀：在臺上演出時瀟灑自如，時不時丟幾個包袱，煞有羅永浩老師的神韻，至于項目本身似乎并不重要。
原因出在了哪？可能是項目方自身為了眼球效應，為原本嚴肅的創業比賽加入了太多娛樂化因素，也可能是這屆創業者太幽默，總想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刷存在感。但歸根結底，這不應該是創新比賽的常態。
創投線路失靈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創新比賽大多借鑒了硅谷的創投機制。
很多比賽像是一場答辯賽，給選手們固定的時長演示項目，臺下坐著的名頭高大上的投資界認識，希望以投資者們敏銳的洞察力，發掘所有參賽團隊里的優秀項目，進而推動一些有價值的落地，完成創業比賽被賦予的使命。
這樣的賽制對創業者著實有著不小的吸引力，中國的創業者大多是“白手起家”，特別是一些缺少關系和門路的創業者，參加創業比賽不失為一個“找資源”的機會。一旦被某位投資者評委相中，很可能就是企業成長的新起點。
現實卻不盡如人意，國內不少創新比賽在賽制上就存在明顯的漏洞，很多比賽的評委席里很少有懂技術、懂產品的“專業人士”，就像新東方針對托福和GRE考試開發出的應試技巧，選手們只需要學會應付評委們的常規路徑，獎金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以至于出現了很多“參賽專業戶”，輾轉于這樣或那樣的創業比賽，即便在多次獲獎后還是繼續參賽，因為拿獎金比創業要輕松的多。
賽場變秀場，創業比賽娛樂化，或許都還只是表面現象。
一些真正有想法的創業者，恐怕沒有太多精力專注于比賽，自然不會像“參賽專業戶”那般嫻熟。然而很多比賽的主辦方還背著項目落地的KPI壓力，由此衍生出的一個特定現象就是：一些早已成熟的項目，會找兩個“代理人”去參加比賽，然后成為大賽孵化落地的標桿，甚至出現了有國企、央企背景的項目，已經與“創業”二字無關。
可以借鑒信中利資本集團創始人汪潮涌的觀點：“所有嚴肅的投資人都會告訴你，好企業是創出來的，不是選秀選出來的。”擺脫不了選秀式的賽制，中國的創業比賽永遠都只是在霧里看花。
以色列的啟示
二十年前提及“創新”的時候，硅谷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神話，近幾年被提起最多的卻可能是以色列。連股神巴菲特都說：“如果你到中東尋找石油，無需在以色列停留；但若你找的是人才、活力和智慧，那么以色列是唯一一站。”
僅從數字上看，以色列為世界貢獻了2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均擁有創新企業數量位居世界第一；在納斯達克的上市企業數量僅次于美國、中國，超過歐洲所有企業的總和；科技產業貢獻超過GDP的 90%, 享有 “中東硅谷”、“創業國度” 的美譽；以色列擁有超過6000家的科技創新企業，獨角獸的名單可以寫滿幾十頁紙……
如果說硅谷的崛起離不開創業氛圍和風投，以色列的創新密碼卻在于人。
現實中的以色列是個籠罩在危險中的國家，五次中東戰爭全部和以色列相關，即便到了今天，與以色列鄰邦的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埃及、伊拉克，幾乎都“亂成了一鍋粥”。如果沒有創業和創新，這樣的國家似乎很難生存下去。
于是乎，創新、創造力、冒險精神、理解市場規律，成了以色列創業者最基本的特征。
比如郎咸平曾在書中給電動汽車判了死刑，理由是電動汽車充電時間太長，誰愿意開車去充一兩個小時的電再出發呢？以色列一家名為StoreDot的公司給出了納米技術的解決方案，表示未來只需要充電5分鐘，就能為汽車提供480公里的續航。
如果是在國內，類似的解決方案在創新比賽上很大可能會被斃掉，一是臺下的評委壓根不理解技術原理，第一反應就是斥責參賽者在吹牛；二是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連比亞迪、寧德時代都搞不定的事情，一家創業公司哪里會有機會。
看來中國的創新大賽，還需要思考如何不給創業者設限，尊重創業者的冒險精神。
從“樹苗”到“種子”
不應該把中國的創業大賽一棒子打死，本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
在這樣或那樣的創業大賽中，不乏想要從現有模式下突圍的嘗試，比如實地集團主辦的SEED AWARD。
有別于很多創新大賽的是，SEED AWARD的評委中沒有所謂的投資人，也沒有第三方基金或投資機構，取而代之的是“AlphaGo之父”哈薩比斯、U盤發明人Dov Moran、AI泰斗級人物Michael I.Jordan等12位專家組成的評審團，以及在硅谷、廣州、倫敦等城市的多場“達人秀”。
所有入圍的選手，都有機會在舞臺上演示自己的創意，或是一場PPT演講，或是生動的現場演示，前提都是如何將自己的創意創造落地，去解決生活中的真實痛點，而非單單為了討好現場的投資人。評委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改變，不再是投資人式的“過堂審問”，專家們會更側重在自身經驗的基礎上，給創意提出可行的建議。
讓人想起了曾在加州聞名一時HomebrewComputer Club，“極客”們在輕松的氛圍里展示自己的創意，少了些目的性和功利性，卻誕生了像蘋果這樣偉大的公司。演示了第一臺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正是在這里被隱匿在臺下觀眾里的投資人相中的。
但在今天，不帶有功利性的創業幾乎找尋不到，一些年輕人處于“一夜暴富”的心態，以上市圈錢或被收購作為創業的初衷，帶著創業不久的項目到處參賽，無異于創業圈的“相親行為”。如果創業者眼中只有商業利益，缺少了應有的“工匠精神”和社會責任，才是對資源最大的浪費，這也是中國創業者與以色列最大的差別。
SEED AWARD讓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所采用的“種子機制”，以往的多數創新比賽都是選“樹苗”的過程，設法找到茁壯的樹苗，然后施肥成為參天大樹，偏偏忽略了參賽選手們創業的初衷。兩者的不同之處恰恰在于，選“樹苗”是選項目的過程，選“種子”其實是在選人，把舞臺交給有創意思維的人才。
在被詬病許久的中國創新賽事里，嘗試作出改變終歸不是件壞事。
寫在最后
創業比賽在中國行進了21年，有理由相信，這些創新比賽還將繼續下去，還將影響一批又一批更為年輕的創業者。
或許也到了重新思考甚至改變方向的時候，創業比賽的價值不只在于鼓勵年輕人去創新創業，而要在端正年輕人創業初心的同時，讓他們能有公平成長的土壤。
通過“種子機制”，像SEED AWARD這樣的模式，通過搭建了一個公平、透明的全球舞臺，將臺上選手和評委、選手與選手之間的觀點交流，進行最大程度的展示和曝光，幫助其獲得更好的成長機遇。
正如以色列開國總統哈伊姆·魏茨曼的一句名言：“只要給我們一碗水，一顆種子，這個民族就能生存。”相比于硅谷式的造富神話，我們欠缺的可能正是以色列的危機意識和種子精神。
像“樹苗”這類“快速高效的利益驅動項目”，給它澆水、施肥也有機會參天大樹，但人才終究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創新能力的底色，我們需要的恰恰是像SEED AWARD這樣正在打造的“創意種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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