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千億智慧城市，應先造一座數字孿生城市
IDC在新近發布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中，給出了這樣一組預測數字：2023年全球智慧城市技術相關投資將達到1894.6億美元，其中中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將達到389.2億美元。
聰明人不難算清楚一筆賬，僅僅是和智慧城市相關的技術投資就形成了千億級的市場，而全球已經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從中能夠挖掘出的市場潛力勢必會在萬億元以上，何況還是一個新興的藍海市場。
事實也是如此，不久前結束的21屆高交會上，智慧城市不出預料的成了各大論壇和展商熱議的話題，城市的數字化轉型、行業發展的現狀，以及未來城市應有的面貌，都有著前所未有的熱度。同時智慧城市的蛋糕該怎么吃，也漸漸有了“標準”的答案。
01 智慧城市需要頂層設計
某種程度上說，智慧城市并不是一個新概念。
2008年的時候，IBM就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并于第二年在迪比克市建立了美國第一個智慧城市，主要亮點是利用物聯網技術，在一個有六萬居民的社區將水、電、油、氣、交通等公共資源連接起來，方便城市管理者監測、分析、整合數據，讓整個城市的資源使用情況一目了然。
2013年評選出的全球7大智慧城市的名單中，尚沒有中國城市入選，但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印發后，中國的智慧城市試點逐漸密集起來。根據德勤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全世界已經有1000多個智慧城市正在建設，分布在中國的就有490多個，占比高達48%。
只是“智慧城市”從誕生開始就不是標準化的概念，甚至有人為智慧城市的迭代劃分出了三個階段：
智慧城市的1.0時代，主要以政府單挑下的信息化建設和應用為主，并沒有實現數據的橫向打通和交換共享；智慧城市的2.0時代，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開始盛行，并成為驅動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動力，典型的標志無外乎最多跑一次的政務改革，打通了不同部門的業務數據，然后集中到一個場景中解決。智慧城市的3.0時代，不僅僅是數據的打通，逐漸衍生出了海量的政務數據、社會數據被實時匯聚、共享、計算的訴求，也就需要新的解決方案出現。
按照一般的行業規律，智慧城市概念的由小到大似乎并沒有不妥，卻也暴露了智慧城市建設中存在“盲人摸象”的事實，直接導致了一起起失敗的案例，比如爛尾的武漢開發區智慧云平臺項目。
作為微軟在中國落地的第一個智慧城市項目，卻因為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安全性、兼容性等問題被起訴。至于失敗的原因，大量的資金被用于購買IT軟件、IT集成和云服務上，對于業務規劃、集成和運營方面的費用明顯考慮不足，典型的重工具購買、重基礎設施建設，輕業務、輕運營的表現。
當然也不乏一些正面教材，比如華為參與建設的蘭州新區，業已成為西北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被視為國家級新區智慧城市標桿。蘭州新區與武漢智慧云最大的不同，除了基礎設施的智能化，華為幫助蘭州新區打造了一個城市數字平臺和一個城市智慧大腦，后者還是盲人摸象的產物，前者早已有了清晰的頂層設計。
畢竟智慧城市的建設不能只是縫縫補補，而是讓城市成為可持續生長、自我演進的有機生命體，前提正是進行頂層設計，且不應該局限在IT層面上的設計，還要能夠在預定生命周期實現持續服務的機制，有效幫助城市實現善政、惠民、興業。
02 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作為華為智慧城市的合作伙伴，北明軟件總裁應華江談及智慧城市建設的經驗時，給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智慧城市的建設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前半句其實是在呼吁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智慧城市是一項長久而精細的知識積累工程，需要分階段分期分批來實施，頂層設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建設之初就應該把數據融合共享
作為頂層設計的中心任務。同樣應該被聚焦的還有后半句，在理解“沒有終點”的含義之前，不妨先來看下當前智慧城市的常態。
一種較為流行的說法，智慧城市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這里的“深水區”并非是市場競爭的白熱化，而是智慧城市需求方的轉變。以往的智慧城市建設多半是自上而下的，某種程度上還是政府或者某些企業一起來推動的。到底是打造一個服務于表面、用于參觀的智慧城市，還是讓居民有參與感、獲得感的城市，答案顯然是后者。
韓國的“松島新城”就是一個教訓。從2002年開始，韓國就計劃在填海建造的600多公頃的土地上建造一座智慧化城市，不僅讓社區、醫院、公司和政府機構實現了全方位的信息共享，還將數字技術深入到住戶房屋、街道和辦公大樓，像一張無形的大網把城市支端末節連為一體。
有些遺憾的是，松島新城原本計劃在2015年全面運營，兩次計劃延遲后，運營時間被推遲到了2022年。松島居民自嘲生活在“一座廢棄的監獄”里，外界也將其稱之為“切爾諾貝利式的鬼城”。松島新城其實犯了智慧城市“重建設、輕運營”的錯誤，新技術在城市里的堆砌，并沒有為居民帶來應有的情感和體驗。
也就是說，智慧城市除了頂層設計，還需要找到“運營”的鑰匙，也是“沒有終點”的原因所在。特別是國內的智慧城市逐漸有了集群的趨勢，不同場景的客戶對智慧城市運營有著不一樣的需求。
如果是省一級的智慧城市，立足點在于數據資源的整合、治理、調度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重心自然落在了數據整體運營層面；如果是市一級的智慧城市，出發點在于城市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市區縣三級職能部門的整合；到了縣一級的智慧城市，聚焦的需求端在于縣域的綜合治理，要給居民帶來看得到的智慧化。
鑒于頂層設計和長效運營的平衡，數字孿生城市逐漸成為智慧城市的新興路徑，先打造一個與物理城市匹配的數字城市，再通過物理城市和數字城市的協同交互，以一種可視化的模式將城市里的停車場、紅綠燈、高速公路等資源實時呈現，重塑智慧城市的規劃、管理、協同機制。
03 “平臺+AI+生態”的華為模式
潛藏在智慧城市建設背后的，是又一輪從藍海掘金的新契機。
大約從2016年開始，諸如百度的智能城市、阿里的城市大腦、騰訊的WeCity、大華的城市之心，乃至是金融巨擘、AI獨角獸和房地產廠商，一眾不同身份的參與者正積極的參與到城市智能化的浪潮之中。
當門外的野蠻人們涌入智慧城市賽道的時候，以華為為代表的IT巨頭們也給出了新的解決方案，比如華為在2019年提出的“1+1+N”。
第一個“1”是沃土數字平臺：是集合了底層IOT、GIS、大數據、視頻云、融合通信、5G、AI等新ICT基礎設施打造的城市數字底座，也可以理解為華為的數字平臺能力，在平臺層之上為城市里的不同行業、不同伙伴、不同需求賦能；
第二個“1”是城市智慧大腦：基于華為數字平臺，綜合不同行業的數據和能力，構建成所有智慧應用的中樞大腦；
第三個“N”指的各種智慧應用：是生態伙伴基于華為沃土數字平臺開發的各類智慧應用，諸如智慧政務、智慧城管、智慧應急、智慧教育、智慧水務、社會治理等等。
之所以要提出“1+1+N”的解決方案，與華為智慧城市的“平臺+AI+生態”戰略不無關系。作為數字孿生城市的推崇者，華為主張與合作伙伴共建智慧城市的生態圈，同時智慧城市在演變過程中也出現了兩個新變化：
一是技術取向的平臺化。按照業內普遍認同的觀點，從頂層規劃出發的智慧城市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說是突破智慧城市陷阱的關鍵方法，直接導致政府的采購模式逐漸從以渠道為主轉變為以平臺為主。作為平臺方的華為，并沒有選擇一攬子全包的模式，而是聯合生態伙伴共同開發滿足智慧城市的業務應用，也符合華為一貫的“黑土地”哲學。
二是商業結構的生態化。智慧城市進入深水區，意味著建設中不僅要滿足政府的需求，還要銜接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商業訴求，正逐漸形成一個雙邊網絡的新型商業模式，讓智慧城市有了更多的機會節點。對于擅長平臺運營和底層技術的華為而言，儼然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來滿足城市服務對象的業務需求。
華為在江西鷹潭打造的數字孿生城市，不失為一個值得借鑒的案例。
華為幫助鷹潭布局了110萬個傳感器，覆蓋地上、地下、天空和水體，構筑了城區80平方公里的矢量數據，主城區10平方公里的三維數據，打造了一個城市的信息系統、數據模型和數字孿生城市的大腦。
即便鷹潭智慧城市的建設還在路上，所釋放出的紅利卻早已顯現：90%的城區安裝了智慧路燈，達到30%的節能效果；物聯網智能水表投入使用后，鷹潭城區自來水管網漏損率從20%下降到12%，年節水240萬噸；通過5G+遠程醫療平臺，實現縣級以上醫療全覆蓋；鷹潭的支柱產業銅產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了15%，成本也降低了10%……
誠然，華為在鷹潭的智慧城市嘗試，巧妙實現了善政、興業、惠民等目標。甚至可以預見，隨著智慧城市的進一步滲透，越來越多“數字孿生智慧城市”的落地，諸如華為的生態圈模式將逐漸成為標配。
04 寫在最后
安東尼·湯森曾在《智慧城市》一書中這樣定義智能城市：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城市的智慧化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們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促進城市的高效、和諧、可持續成長。
可能安東尼·湯森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智慧城市還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短短幾年的時間，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推動下，智慧城市儼然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同時也留下了更多的挑戰：需要自上向下的頂層設計，也需要自下向上聆聽市民的聲音，以及一個有生命力的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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