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有五個人的復工故事
作者：Cici
原標題：復工首周，風口下的「007」與低谷中的「不得不」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當頭，盡管全國上下陸續迎來復工潮，但由于封城、封路、封小區的普遍執行以及對員工聚集傳染的顧忌，線上遠程辦公成為一些企業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這帶來很多問題。協同軟件的崩潰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員工私人時間與工作時間的界限被模糊，一些人24小時待命，從996變007。而企業管理者因為無法看到員工在做什么，又產生了新的信任危機。
這里有五個人的復工故事。
同樣需要做實驗，但高校科研民工和國企員工面臨著不同處境；尚未拿到復工證明的房地產企業，策劃部門還能推進工作；愁云慘淡的線下演出行業，復工后反而變得更加忙碌；被認為迎來意外風口的線上教育，員工的頻繁加班是否真的對應行業的繁榮？
01
1月23日前后，線下演出行業陸續發布延期/取消演出的通告，同時告知觀眾退票流程。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1月-3月，全國已取消或延期的演出近2萬場，直接票房損失已超過20億元。
損失是逐漸加重的。
王利發所在的戲劇行業，業內第一批通告如今看來相對「樂觀」，取消演出的波及范圍基本只到2月中旬。但隨著疫情在全國范圍內的蔓延，一些3月中旬的演出也被取消，甚至還有演出商取消4月份的演出，一些延期的演出選擇先退票，后續開票再做宣傳，因為誰也不知道延期會延多久。
2月12日，上海發布的第二條集中公布一些退票信息
春節后第一周的復工理應迎來全面蕭條，摸魚或許是常態，但王利發有所在的部門卻陷入忙碌——忙著處理退票事宜。外行看來只是「原渠道退款」一句話的事，但實際操作起來并沒有那么簡單。
以往引以為豪的多渠道售票成為了問題的來源，除了自營渠道如微店、官網、淘寶之外，王利發的領導們在正式復工前就在跟各個售票渠道溝通商討，最終決定誰賣票誰負責退款，好在每個渠道都有各自劃分出來的票版。
一些演出購票的app
同時，由于涉及到票務轉賣，購票人申請退票與實際持票人申請退票，又是兩種方式。此外，還有溢價購買可能產生的糾紛問題。
為避免交叉感染，王利發所在的部門要求員工分批上班，一些人在公司，一些人在家里遠程，但面對如此復雜瑣碎的情況，無法面對面交流無形中增加不少溝通成本。
按照操作流程，部門需要先將購票訂單與退票申請一一對應，然后通過人工用打電話的方式核實身份、購票方式、票面信息、付款賬號等，比如支付寶轉賬退款就需要對方的真實姓名，接下來才是走財務流程。
上一次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退票，還要追溯到2003年的非典時期，可情況今非昔比。
王利發解釋說，「一是部門沒有人有經驗，或者當時并不負責這方面的業務，二是2003年的退票方式相對單一，所有人在疫情過后持紙質票退款就好。如今涉及多渠道和多種付款方式（信用卡、借記卡、支付寶、現金等），情況就變得異常復雜。」
無論是餐飲還是旅游，在疫情過后都會迎來一定程度的「補償性消費」，但線下演出其實不會有「擴大再生產」的機會。演員的時間、檔期是固定的，場地排期往往排滿，一些熱門劇場甚至已經把項目排到一兩年后。
對于國內已經立項的劇組來說，參與演員越多的組越難重新攢起來，而于流程規范、檔期全滿的國際巡演項目來說，取消一站演出，后續也不太會有空余的檔期進行彌補，同時國外團隊對健康安全會更加謹小慎微。
受到影響的不僅是3月、4月或者說整體上半年的演出項目。出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多人都不敢買即將開票，或是目前沒有受到影響的下半年劇目。觀眾的顧慮很多，能否如期開票是個問題，購買后會不會又要延期或者取消，如果正常上演自己敢去看嗎？
在正常復工的第一周，王利發的部門，沒有人有時間考慮下半年演出項目的銷售。
02
2月3日，北京不少企業已經開始云辦工，吳星緯的一些同事在1月底就陸續回到北京，在家辦公。吳星緯沒能及時返回，只能在老家遠程辦公。
疫情當下，線下教培機構不得不將業務轉到線上，很多機構都有種措手不及的感覺，而原本就有線上線下兩塊業務的平臺，一方面在把線下付費課程轉移到線上，另一方面則把原本付費的舊課程設置為免費，一些新課程也免費推出，盡管籌劃階段它們是付費的。
一些推出免費課程的教育機構
作為公司在線教育的一員，吳星緯在春節期間就在做一些零星工作。正式復工以后，他們被要求用釘釘在9:30之前外勤打卡上班，晚上18:30之后打卡下班。
實際上，吳星緯連簡單聊一聊的時間都是硬擠出來的。錯過晚飯前的20分鐘空閑，下次跟他取得聯系就要等到晚上9:00以后。不過，這種忙碌對于于吳星緯是一種常態，并非疫情所致。
在線教育總體迎來巨大流量，具體卻還要再看細分領域，這次疫情下，K12業務是主要受益方，但帶寬費用、課程內容、課程體驗等多個環節都面臨著巨大考驗。
吳星緯所在的組負責出國留學課程的設計和上線，一切都算常規。這跟其特殊性有關，比如出國留學一對一課程，線上的性價比就遠高于線下。當線上本身是主要選擇時，當下流量的增長就并不明顯。
吳星緯的忙與不忙，取決于項目，時間不定。在線教育的員工流動率很高，盡管部門一直在招人，但也同時在走人，像一個同時進水和放水的水池，他這兩天看到一位同事的釘釘狀態寫著「離職交接中」，就知道又有人要走了。
如果只論工作內容，吳星緯完全可以遠程辦公，但因為負責課程反饋，涉及與其他部門的溝通，遠程工作確實降低了效率，他無法以「現場監工」的方式敦促技術解決需求。
但該開的會一個都沒有少，時間也并沒有縮短。
03
在各行各業的復工復學計劃中，學校往往是最保守的。
沒有任何學校能夠承擔得起學生聚集下的巨大風險和輿論壓力。一些省市推遲到2月下旬，同時表示還要「視情況而定」，有個別省市直接推遲到3月。
中小學校基本選擇將教學轉向線上作為過渡方式，教育部希望「停課不停學」不要增加師生負擔，但具體實施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對于高校來說，面對面講課效果都難保證，更何況線上課程，但哪怕是水土不服也影響相對有限。一是有足夠長的暑假可以盡力彌補，二是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升學壓力，三是「教學」并非高校唯一的核心，尤其是研究生階段。
作為一名即將在今年6月畢業的理工科研究生，田寧好在已經做完了實驗。除夕前后，田寧所在高校的行政給所有老師以群消息和郵件的方式通知，沒有特殊情況不允許學生提前報到。
幾乎所有老板——理工科學生常常稱自己的導師為「老板」，都非常默契地無視了行政的通知，被再三敦促后，老板們才給學生傳達了注意安全，少出門、做好防護的通知。
跟一些同學私下交流后，田寧發現，沒有老板明確說出「不要提前返校」。直到一天后學校發布正式通知，告知所有學生都不得提前返校，一些老板才不情不愿地轉發了學校的通知了事。按照慣例，研究生通常會提前半個月返校。
在田寧看來，絕大多數人其實并不會因為這一個月無法返校而延畢。但當老板們不高興，認為自己失去一個月免費勞動力時，就會有人受到影響，這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
田寧解釋說，「畢業分兩個大塊，即和畢業論文、答辯有關的畢業證，與學位有關的學位證，學位一般都是修學分，但是很多學科會有一個在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要求。」
理工科學生通常負責實驗內容，掛第一作者，導師負責把關，掛通訊作者，大多數情況是學生寫完老師改，然后投稿。
疫情主要影響的就是實驗這個環節。
首先，文章沒投遞之前，導師會提一些意見讓學生修改，如果涉及到補實驗，會被耽擱。其次，審稿人的意見回來之后，往往也需要補實驗，所以也會被耽擱。而投稿一般從投到、修改到返回正式接收，順利的話要1-2個月，部分期刊效率低，周期可能要半年。
畢業論文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所以很多高校都很人性化地延遲了提交時間。客觀來說，推遲流程并不意味著會影響畢業，田寧強調，這里有個「但是」。
對于博士來說，畢業答辯的時間往往是提前的，學位一年四個時間節點，3月、6月、9月、12月，如果要申請6月份的學位，3月份就要提交論文，然后盲審，大概4月會有結果。
通過組織答辯，6月份拿畢業證、學位證，預留的時間還是比較充分，「但是」就在這里出現，「很多導師就可以以此（疫情）為理由，去延畢學生，或者強行多留學生在學校幾個月到半年。」
也就是說，程序可以正義，但不可控的最大因素在于導師。
04
同樣需要做實驗，國企員工陳優樂也陷入了困境。
盡管家鄉并非重點疫區，但由于封城、封路以及高鐵停運30%帶來的運力困難，陳優樂在2月2日只能買到2月9日返回上海的車票。
領導最開始對于「最早9日返回」這件事并不開心，因為返回上海還需要在家隔離幾天才能去公司辦公。但很快，陳優樂的「最早」又被意外延遲。
這家國企為員工提供公寓，但卻害怕擔責，因此告知外地員工返回后無法入住。公司行政試圖聯系酒店，但一時沒有正式結論，陳優樂不敢貿然行動，只能選擇留在家里。
正式復工后，公司發放了內網VPN，但這對于需要硬件支持的陳優樂所在的組來說，并沒有太大意義。
越臨近正式復工，陳優樂收到的通知越來越多，但往往是朝令夕改。比如公司先是要求每組1/3以上的人進公司上班，一天后這個數字就變成了1人，并且這位值班員工必須得開車上班，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
2月10日，上班第一天，陳優樂收到了一張到崗同事發來的照片。公司食堂被改成考場上單人單桌的模樣，也根本不需要分時段用餐——以往能從窗口排到門口的隊伍消失不見，放眼望去只有3個人在吃飯。
2月12日，陳優樂返回上海，住進了公司統一安排的酒店，自行隔離14天，陳優樂開玩笑說，「這是在給酒店送溫暖，他們現在估計都沒有生意。」
并非所有公司都有這樣的「大手筆」。
劉彥婷所在的房地產公司，大本營位于杭州。在全國飄紅的疫情版圖中，浙江則是重點疫區。
公司要求員工返回，但員工想回也沒有那么容易。
2月6日，劉彥婷收到公司通知，要求10號返回杭州，在家辦公一周到兩周，再視情況而定。
其實劉彥婷所在的策劃部門，主要工作就是寫PPT，疫情的唯一影響只是不能去線下調研而已，其他都還好，尤其是春節期間又接了一單。
劉彥婷租房所在社區告訴她，不要返回杭州，如果一定要回去，必須要有政府審批通過的復工證明，同時需要配合接受居家隔離14天的規定。在此期間，房門上鎖，物業幫忙遞送外賣、蔬菜等生活用品。
詢問hr后，劉彥婷得知10號之前肯定拿不到復工證明。
公開文件顯示，企業想要獲得一張復工證明，并非易事。截止到2月8日晚上12:00，杭州市共有29814家企業提出申請，最終核準數為162家，這個比率只有0.54%。
根據《杭州市企業復工疫情防控導則》，服務業企業中的房地產相關企業在2月20日起，達到防控條件后才能復工。
2月10日，復工第一天，劉彥婷開了一個視頻會議——所有人包括領導在內都沒有打開攝像頭。
這個會議一共開了將近一個小時半，但劉彥婷說，已經比過往的會議短了很多——這也許是在家辦工最意外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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