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是浙江？

原創贊收藏評論

舉報 2020-04-02

掃描,分享朋友圈

錢塘江，浙江省內最大的河流。

漢平帝元始二年，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錢塘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四百多年后，范曄在《后漢書》又提出了錢塘江出自歙縣(今黃山附近）的看法。此后一千多年，人們一直把新安江視作錢塘江的源頭。

建國后，關于錢塘江之源的爭議和探索一直沒有停止。20世紀30年代，地理工作者在實地考察后認為錢塘江發源于開化縣馬金溪；50年代，上海和浙江組成的查勘隊又認為錢塘江源出于浙皖贛三省交界處的蓮花尖；70年代末，一些學者和新聞工作者又提出新的意見，認為錢塘江源頭安徽省休寧縣的龍溪。

三十多年前，浙江省又又又又又組織了一支科考隊，終于確定錢塘江正源是新安江，位于安徽省休寧縣海拔1600多米的懷玉山主峰六股尖。

如今，錢塘江的公認河長有兩種說法，一是從新安江起算，588.73 公里；二是從馬金溪起算，河長522.22 公里。

錢塘江有什么了不起，值得用幾千年的時間，耗費無數人力物力去探尋它？

真正的原因是，錢塘江的河道大約是一個之字形，古稱“之江”或者“折江”，最終衍化成了“浙江”。

這也是浙江省名字的由來。

浙商

浙江人的性格跟這條江很像，低調，沉默，百折不回，絕大多數時候安安靜靜，而到了極特殊的情景，他們又會轟轟烈烈，做出驚天動地的偉業。

自從唐朝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南移，幾乎在商品經濟誕生的同時，浙江就成為了中國商業的搖籃。

春風軟水，軟紅十丈。江南的風光卻沒有撫育出嬌慣的子弟，而是孕育出了晉商、徽商、粵（潮）商合稱為四大商幫的浙商。從沈萬三到邵逸夫，從丁磊到馬云，從內外貿易到金融互聯網，從虛擬支付到實體制造，浙商們無所不包，無所不能。

浙商有幾個特點，也是他們做生意所恪守的信仰：舍得、和氣、共贏、低調、敢闖。

這是地方性格使然，也與綿延穩定的地方支持密不可分。

舍得

「舍得」是浙商五大內核中的第一條，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緊要關頭務必要有快刀斬亂麻甚至破釜沉舟的勇氣；二是有舍才有得，很多時候要敢于先付出，先站出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上次我們在《我認識了一個日產五百萬片口罩的工廠老板》中提到過珍琦護理用品公司，他們是一個有20年歷史的老牌工廠，原本主營成人紙尿褲和衛生巾等個人護理用品。在疫情期間，珍琦的老板俞飛英前后想方設法從國外人肉帶回數十萬套醫療防護物資，無償捐助或成本價提供給相關部門，并捐助了現金幾十萬。

在當時，珍琦的財務看著俞飛英夙興夜寐籌措來的一箱箱口罩和消毒液被送往一線，不無遺憾地感慨說，這些物資要是按市場價出售，獲利千萬應該是易如反掌。

但俞飛英還是捐出去了，義無反顧，想也沒想就捐走了。

除了那些物資和人情債之外，俞飛英又投入了2500多萬，貸款轉產，發動了100多名工人在春節期間緊急復工，在有關部門的特批下組建生產線做口罩，三班倒支持前方需求。

上千萬的物資，俞飛英舍了；經營了20年的工廠，俞飛英也舍了。

于是到了今天，珍琦已經擁有了二十幾條生產線，成為了國內首屈一指的口罩生產商，并且把生意做到了國外，開始給伊朗和意大利等國外的重災區輸出物資。

這是浙商骨子中的舍與得。

其實說穿了，不外乎是信仰命運始終照顧那些善良且勇敢的人。

和氣

跟舍得一樣，“和氣”也有兩層一次。一是與人為善，懷揣善意；二是天時地利人和中的和，也就是團結。

和氣生財，就是指團結而友善才能衍生出更大的市場商機。

在這次疫情中，浙江可能是除湖北之外遭遇誤解和謾罵最多的省份，可以說，外界對浙江一度是很不和氣的。

這主要是因為浙江的商業氣氛太濃厚，有太多浙江商人在海內外奔波籌措。關心疫情新聞的朋友們可能已經聽到，僅青田縣的意大利華僑就多達10萬人。

于內，浙江商人的身影遍布全國，于外，浙江商人的買賣做遍全球。

所以在國內疫情初襲時，浙江是除了湖北之外病例最多，壓力最大的省份。

在疫情地圖上，浙江的顏色一度與湖北相同。

但在一片混亂中，浙江第一時間啟動一級響應，為相關醫療醫護人員下發財政撥款補貼，對有關企業提供政策優惠和手續加急，促動珍琦這樣的地方民營工廠快速轉產復工，填補醫療用品缺口，并在歡迎游子歸來的同時嚴格隔離，控制輸入性感染。

目前，浙江省總病例1257，其中治愈1226例，死亡僅1例。從全國范圍看，浙江因響應速度快，管控嚴格，因此感染人數很快就迎來了拐點，并且實現了高發病數下的超低死亡率。

浙江人沒忙著去打輿論仗，哪怕當時“浙江人滾出中國”“浙江人小心眼”“浙江人”的地圖炮層出不窮，浙江人也沒有氣急敗壞，而是有條不紊的繼續抗擊疫情，乖乖隔離，最終實現疫情基本解決。

如果問這場疫情中哪個國家的卷面分最高，那么全班第一名無疑是我們中國；如果問國內疫情中哪個省的表現最好，那么全國最佳也或許就是1200多例病患，幾乎0死亡的浙江。

這已經不僅僅是浙商的和氣，而是整個浙江省的和氣。

團結而善良，勇敢而清醒。

共贏

“共享員工”是這次疫情之下所誕生的新詞，很多不得不停產停業的公司為了員工著想，將自己手下賦閑在家的工人送去其他缺人手的公司工作，一方面緩解自身的人工成本，一方面助力兄弟企業解決生產力不足的問題，以求共贏。

豈止是共贏，甚至已經是共生。

大部分人認為，餐飲和旅游業是在這次疫情中受影響最大的行業。

這沒有錯，餐飲業可謂血流成河，我們熟悉的很多老朋友都在積極輸血互助。

但還有另一個行業也損失慘重：鐵路/航空。

疫情之下，不少航空公司的售票遭到腰斬，從上海飛往海南的機票大概也就價值五個口罩。于是很多航空公司已經在破產重組的邊緣瘋狂試探。

鐵路也沒好太多，空蕩蕩的車上，無人問津的廣告位，百無聊賴的列車員，放到過期的花生瓜子礦泉水。

但人總要生存，所以上海華鐵旅服想了個辦法，從南京和杭州分公司選出近百名一線員工前往浙江富陽，跟珍琦公司進行對接，讓鐵路上的工作人員臨時轉行，成為工廠里生產口罩的一線工人。這樣既能為疫情防控做貢獻，也能實現公司增收創效、節支降耗。

據了解，這些來自華鐵的員工一開始并不習慣，但在資源置換互助開始后，很快就適應了廠方公司提供的食宿安排和工作輔導，懷著為老東家爭光，給一線提供“彈藥”的心態迅速上崗。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隨著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好轉，大多省市積極推動復工復產，鐵路運營漸漸恢復正常。珍琦從華鐵“借”來的98名“口罩工人”紛紛回到鐵路一線，也把他們親手做出來的口罩帶上了列車，帶給了無數返程的乘客。截至上周，已經有60多個車次的高鐵上可直接購買到珍琦出產的高品質成人口罩和兒童口罩。

是為共贏。

低調

論最富裕的省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未必是浙江。

相比意外在70周年國慶大典上打出“經濟強”的江蘇，浙江省總體來說要低調得多。

浙江面積不大，在全國省級行政區中排名倒數，人口排名第十，而截至2019年末，浙江省納入全國小微企業名錄庫的小微企業數量達到222.4萬家，占在冊企業的87.7%，在冊民營企業數量達233.4萬家。天眼查數據顯示，2019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省企業上榜最多，有91家，其次為江蘇、山東、廣東和河北。

出身浙江的企業家遍布各行各業，既有像宗慶后、俞飛英那樣的實業派，也有馬云、丁磊這樣的互聯網大佬，還有郭廣昌、龔虹嘉這樣的投資人。

藏富于民，藏富于業，是浙商的另一種智慧。

敢闖

最后是敢闖。

從19世紀以來，浙商就開始推動著東南沿海長三角的工商進程，從上海開發到叱咤十里洋場，他們走出浙江，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闖蕩。據說目前有800萬在外創業的浙商，他們每年創造的財富總值和浙江省全年GDP相仿。也就是說，在中國之外，浙商們還有一條“錢塘江”。

即使是身在國內的浙商，也從不放棄海外市場。3月中旬，珍琦有兩批跨國捐贈，一批前往意大利，一批送至北京伊朗駐華大使館。

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再說一說他們在海外是怎么經營的。

商道

疫情讓許多年輕人一夜之間明白了實業的重要性。

相比那些叱咤風云的金融業和互聯網行業，制造業是很“平”的。這些實業家很悶，他們不顯山不露水，安安靜靜地做著某門不起眼的營生，盡管他們其實為社會貢獻了大量工作崗位，也創造出了極多的實體商品，但仍然恪守著浙商們的一大原則：低調。

在這一場戰役之前，很多人甚至仍然認同西方說的那一套“去工業化”的說法，認為我們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大力轉型（注意是轉型不是發展），跟美國或者歐洲發達國家一樣走“重消費輕生產”的路線。

一場暴風驟雨之后，凡是強勢去工業化的國家全都遭到了制造業缺失的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