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業半年，我投出了4500份簡歷
作者：王一越、張洋洋（實習），編輯 ：孟佳麗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YiMagazine
當從未來回望過去，我們或許能看到，因為這個特殊時期而思考的問題、做出的抉擇，觸發了浪潮中的人們做出什么樣的改變。
每年夏天都免不了看到“最難就業季”的熱議，但在今年，的確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對此有了真實的體驗。
藍田和趙琪就在這批失業大軍中。在北京就讀會計專業碩士的藍田，原本有著相當明確的求職目標和規劃——集中找大型會計事務所和國企、央企，并且在去年臨近秋招結束時，她已經拿到了一份央企offer，無論工作內容和待遇都好得出乎她的預期，她打算過完年就去實習。
然而，疫情爆發后，直到4月底，她都沒有接到企業通知。5月13日，由于相關業務無法開展，她原來拿到的崗位中止了招聘，HR之后寄回了她年前發過去的三方協議。
在成都念幼師專業的趙琪原定于今年4月結束在一家頭部醫美公司的實習，但在正職員工都無法復工的情況下，她的這份實習也草草結束，更別提轉正的可能了。學校方面因為就業率的壓力，讓畢業生早早交上了所謂的“就業協議”,趙琪也聰明托熟人簽了一份“工作”上報，因此成為了“隱形”待業人口。
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初入社會便早早嘗到了現實的滋味，而2020年上半年，對于身經百戰的職場人來說，也同樣是一場噩夢。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狀況調研報告》顯示，37.34%的公司人遭遇工資縮水的問題，另有30.68%的人在疫情中被裁員。除此之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offer取消、公司破產倒閉的現象也同時存在。
在整個上半年里，有些行業遭遇動蕩，在原本就萎靡不振的發展里斷崖式下滑；有些行業的價值突然顯現甚至被吹捧。熱鬧與寂寥的交錯中，被裹挾在時代浪潮的職場人遇上了一個充滿起起落落的空檔期，他們做了很多，卻發現能改變的很少......
我們就此采訪了幾位在上半年經歷過待業期的職場人，他們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卻“共享”了一段相似的歷程。
1 突如其來被按下了暫停鍵
圖片來源：《三十而已》
今年4月，當羅楓走進HR辦公室的時候，他做好了調崗和降薪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等待他的是裁員。
羅楓在一細分領域的物流行業工作，盡管行業近年已出現下滑趨勢，但2020年上半年用羅楓的話來形容，是“斷崖式”的，“公司的整體營收同比下降了大概85%。”
來到這家公司，僅僅6個月不到，當時羅楓是被高薪挖來，同期和他一起來的，還有50人左右。如今試用期還沒到就被通知裁員，羅楓分析自己對公司來說是“還沒產生足夠價值的人”，而他還發現，當時一塊進來的一批員工里，有20人被裁。原本打算在公司大展拳腳的羅楓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突然被按下了暫停鍵，而且是以如此決絕的方式，“我只是很難接受突然跟我講這件事，一天之內就讓我辦完。”
羅楓曾咨詢過專業律師，也想過要走勞動仲裁這條路，但在衡量過投入和效益之后，他認為眼下比起維權，找一份新工作才是當務之急。在他選擇放棄維權的同時，依然有很多同事在爭取賠償的拉鋸戰中。
鄭華看起來要比羅楓“幸運”一些，但當她在工作群里看到突然跳出的一份降薪同意書時，她覺得這種感覺和被裁員并無二致。這份降薪同意書倒是“一視同仁”，要求全員簽字，鄭華清楚，這只是個流程，其實沒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不簽，要么就是被領導找去談話，要么就是離開公司。
這已經不是鄭華第一次對公司感到不滿了。早在年前，她就已經被迫轉崗到自己不擅長的崗位，如今這一重刺激之下，她直接選擇了裸辭。退群前，鄭華留意了一眼，原本6000人左右的工作大群，已經少了近1000人。
2 行業崩盤了，誰都躲不過
王超遲遲沒有等來復工的通知。
去年10月，他從一家外企跳槽到上海的一家線下沉浸式劇院工作，成為視頻項目負責人。這類讓觀眾沉浸式體驗劇情的新興戲劇模式在一線城市一度有相當高的人氣，有些劇目甚至一票難求。出于興趣，也出于看好這個行業市場的未來，王超當時幾乎沒怎么猶豫就加入了這里。
沉浸式戲劇在疫情前一度很受歡迎。（圖片來源：《不眠之夜》）
疫情出現前，劇院除了周一和周二休場外，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但自從春節前接到停業通知后，沉浸式劇院就和同樣命運的電影院一樣，陷入遙遙無期的等待中。
最初，公司還按照上海最低工資標準發放了兩個月的工資。但兩個月之后，由于公司現金流緊張，全員停薪。王超能理解，“整個行業就處在崩盤的狀態，所有人都沒有辦法。”
公司雖然沒有裁員，但一大半的同事已經離職了，王超是為數不多仍然留下來的員工。想到當初自己純粹是出于喜愛才降薪跳槽入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又轉行。由于公司只有他掌握項目系統設計和操作的核心技術，出于負責的態度他也覺得自己不能貿然離開，“否則整個項目就會中途癱瘓。”在種種考量之下，王超已經“待機”了大半年，甚至連簡歷都沒有投遞。
這份執著并沒有讓他等來一個happy ending。盡管7月16日，國家電影局已發布關于全國低風險地區電影院可以陸續開放的通知，上海地區的影院也開始陸陸續續開業，但王超卻在7月14日接到公司消息，他們的沉浸式劇院今年都不會再營業了。“這次真的從待業徹底變成失業了。”雖然待業中途，王超也曾做過其他打算。比如他以前做過某款游戲主播，之后因游戲被相關部門下架而中斷，這段經驗讓他在疫情期間重拾副業，但也很清楚直播的機會，“走了就沒有了”。如今，王超依然沒想好自己下一步該怎么走，但轉行卻成了必然的選擇。
3 4500份簡歷，1100個聯系人
內心底線一降再降
今年5月，產后7個月的新手媽媽陳莉決定回歸職場。
其實誰也沒有催促她，家里孩子有保姆和婆婆幫忙照顧，丈夫也一直很尊重她。但陳莉沒法繼續只待在家的日子，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價值”，連娛樂消遣都變得越來越不好意思。
生孩子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陳莉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半。外企輕松的工作氛圍和完善的工作制度讓她戀戀不舍，復出后她也希望繼續尋找外企的工作。
但事與愿違，在和獵頭溝通后，陳莉發現今年外企為了控制人力成本，名額基本鎖死，有業務需求時才通過第三方招聘短期員工，基本沒有可能轉正。而她丈夫所在的外企的這個部門，今年剛剛裁掉了所有的外包員工。
“現在不能只看外企了，我覺得看起來還OK的公司都會去投。一開始只希望做數據可視化，現在也是各個方向都在看。”陳莉說。
父母比她還急，時常催促說這個時候就不要挑三揀四了，趕緊找個工作。加上日常照顧孩子的辛苦和焦慮，種種壓力疊加在一起，陳莉失眠了，“我覺得大家都有工作，自己沒有，都不太好意思跟別人聊這件事。”
不止陳莉，裸辭的鄭華在這這大半年時間里同樣感受到了找工作的不易。自從3年前在迪士尼實習后，來自湖北的鄭華決定留在上海，并期待著能在這座城市好好歷練。這并不是鄭華第一次裸辭，在此之前，她曾輾轉過3家公司，這也讓她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疫情差不多過去以后，找工作也許沒那么難。”而現實，意外的骨感。
4月20日到6月2日期間，鄭華先后在前程無憂上投遞了超過4500份簡歷，卻只收到八九個面試邀約電話，在BOSS直聘上跟1100個人打了招呼，330人讓她回復簡歷。
“和去年相比明顯難找，以往投了以后一周內起碼能接到一兩個面試。”鄭華因此一次次地降低求職的標準：從一開始只挑選數據處理相關的工作，到后來干脆”看到差不多的崗位就投“，她的目標薪資也從8000元降到了6000元。
4 什么都愿意試
起碼證明我沒有浪費時間
從被裁當天起，羅楓就立馬投入找工作的進程中，一邊聯系所有認識的獵頭，一邊對外投出上百封簡歷。
考察市場環境后，他把目標確定在互聯網大廠上，這是不少和他資歷相近的待業人群普遍的選擇——這場意外讓他們徹底放棄了曾經深耕的行業，幾乎等于重新開始，而互聯網是為數不多持續放出崗位，并且前景明朗的行業。羅楓已經31歲，距離互聯網行業所謂“35歲的門檻”越來越近，他急需一份大廠資歷的背書。
但也有欣慰的一面，因為工作技能相通，羅楓的前期積累讓他基本不需要為找工作補充新知識。盡管他專門挑需要經驗的崗位應聘，沒想到如今這樣的崗位搶手到需要4個人群面，而他“自從畢業校招后就沒碰到過群面”。因為急著獲得工作，羅楓還碰到過幾次競爭者刻意壓低薪酬價格的情況，他稱他們為“搗亂的人”
之前，羅楓每次換工作都是無縫銜接，從沒經歷過這么長時間的待業期。這也帶來了難得的空閑時間，不找工作時，他瘋狂地沉浸在之前一直想看的劇集、電影，不讓自己胡思亂想，“連續很長一段時間呆在家里面，還是需要有一定承受能力。”
他也撿起了寫作的想法，這段時間集中在知乎上回答問題、輸出內容，其中不少是關于失業以及如何找工作的。“我要告訴大家現在外面的情況怎么樣，大家應該珍惜眼前的工作機會。”
所幸羅楓還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除了存款外，他之前就在培養咨詢和海淘的副業，雖然賺得不多，多少還能補貼一些。“斷了收入”是大部分待業人群最棘手的問題。這使得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這樣低門檻的職業，成為不少職場人臨時過渡的選擇。根據美團發布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臺上的有單騎手數達到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近四成騎手有其他工作。在二手平臺閑魚上搜索“失業”，可以看到大量待業人群為了增加收入而出售的閑置物品。
圖片來源：閑魚
收入也是鄭華最著急的事，她只能靠不多的積蓄生活。而去年，她有9萬元被卷入爆雷的P2P平臺，這是她的大部分存款。現在鄭華同時和另外兩個女孩合租在一個單間里，分攤房租費用，也不敢在其他方面花什么錢。
閑在家里令她不安。每天早起投遞完簡歷后，鄭華就跟著視頻自學SQL等編程語言，這讓她覺得自己起碼沒有浪費時間。
實習泡湯后，趙琪找到一份小型藝術館的工作，試用了38天就被辭退了，理由是“不需要你了”。這讓涉世未深的她很受打擊。為了不“斷糧”，趙琪有些破罐破摔地找了一個網咖網管的工作，月薪3000元，做12小時再休24小時。她計劃借此過渡半年，等來年再繼續找工作。
趙琪的媽媽抱怨她的工作越找越差，但趙琪不敢開口傾訴煩惱，接連找工作的失敗甚至讓她懷疑，“我真的配擁有一份工作嗎？” 她理解身為幼兒園老師的媽媽也不容易，沒有開學的時間里同樣收入微薄。在“地攤經濟”討論度最高的時候，趙琪甚至跟著媽媽嘗試過擺攤，從1688進了一批小玩具，但一個月就堅持不住了，“你敢信我一個晚上只賣出三塊錢嗎？”
最后擺攤的成果勉強回本，留下了一堆庫存，而趙琪的媽媽已經將這個副業堅持了一年。這讓她忍不住開始懷疑自己，覺得自己或許真的如長輩所說“天天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可能真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調整，或者去揣摩自己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在這之前我需要先養活自己。”
5 終于等到的回暖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相比一季度，二季度的招聘需求人數和求職申請人數分別增加34.74%和42.55%，整個就業市場有所回暖。
陳莉明顯感覺到情況正逐漸好轉。7月，她和丈夫去大連旅游散心，回來后就進入忙碌的面試狀態。拿到第一份offer后，她在豆瓣小組發帖慶祝——待業期間她一直在這個小組中瀏覽別人找工作的帖子尋找安慰。盡管權衡后放棄了這個offer，她感覺心里慢慢有底了。
不少公司和獵頭提醒她，之前的工作經驗太少了。這讓陳莉反思當初離職后就懷孕的決定是不是太草率了，也后悔懷孕的時候為什么不學習更多技能，“沒有想過今年工作會難找”。接受采訪后不久，她接到了一份滿意的外企offer，唯一不夠理想的是工資相比之前沒有太大漲幅，“因為我待業了太久，對方肯定是很好壓價的。”
鄭華也明顯感覺最近招聘電話變多了，如今一周也能接到一兩個面試。在6月2日，鄭華收到了兩個offer，她選擇了其中一份在互聯網大廠的外包工作。但僅僅兩周之后她就再次裸辭，因為“工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卻沒有人帶教，而且外包員工感覺像一個工具人。”
她現在轉而備考教師資格證，如果順利的話，她打算回到武漢做老師，這恰恰是父母常年在她耳邊提起的建議。“畢業時就是一心想從小地方走出來，但現在我只想安安穩穩地生活。”
羅楓也迎來了自己想要的offer——來自一家頭部互聯網大廠。可他依然對“裁員”這件事心有余悸，同時也擔心未來人才市場是否還會持續受到影響。
大部分企業今年把春招延遲，且放到了線上，藍田也趕著參加了，學校的雙選會一樣沒有落下，“大概投了60多家，一條回復都沒有，難道我真的這么差嗎？”她為此消沉了好一段時間，干脆關在家里復習注冊會計師的考試，直到家人催促下才在7月重新找起工作。
也許是換成了社招渠道，又或許是整體環境在回暖，她終于陸陸續續收到了回復。眼下，藍田接受了一份小事務所的offer。盡管遠遠沒有達到秋招時的志愿，但她至少需要保證手頭先有一份工作。
和大多數人一樣，藍田也會忍不住埋怨這倒霉的半年，感嘆自己怎么這么慘，不過在經歷了這大半年的波折之后，她也終于學會提醒自己：在職場上，一切都充滿變數。對于這些年輕人漫長的職業生涯來說，曲折的半年或許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假設在未來某個時刻回望過去，我們或許能看到，因為這個特殊時期而思考的問題、做出的抉擇，觸發了浪潮中的人們做出什么樣的改變。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作者公眾號：第一財經 YiMagazine（ID:CBNweekl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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