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深圳樣板：向智慧生態圈演進
上帝造原野，人類造城市。
英國詩人庫伯的沉吟，可以說是深圳過去40年的寫照。從偏居一隅的小漁村到千萬人口的國際化大都市，深圳被證實是一座創造奇跡的城市。
同時作為現代化城市的后起之秀，深圳的成長和進化少了些歷史的羈絆，最終在智慧城市的征程上一躍成為其中的優等生。比如咨詢機構德勤在2020年發布的《超級智能城市報告》中，將深圳列在了第一梯隊首位。其他第三方機構的智慧城市排名中，深圳的位置也通常不出前三的榜單。
站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的全新起點上，除了回顧深圳的城市進化歷程，或許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答案：深圳的智慧城市之路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而智慧城市的未來又將沿著什么樣的方向演進？
01 智慧深圳的“關鍵先生”
在一場籃球比賽中，人們習慣于用“關鍵先生”來形容在比賽中打破僵局，進而左右全局的一類選手。
深圳在過去40年中的飛速崛起，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但在智慧城市的語境里，深圳從國內首批90個智慧城市試點的一員，到智慧城市建設中的黑馬選手，再到第三方機構青睞的研究對象，同樣離不開推動城市智慧化進程的“關鍵先生”。
正如許多人所談到的，深圳是一座被高科技武裝起來的城市，華為、騰訊、大疆、平安科技等一大批有著技術執念的企業，構成了深圳經濟崛起的驅動底盤。而當深圳走上智慧城市的征途時，這些科技力量也從未缺席。
一個直接的例子，中國平安、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組成的PATH陣營被稱為中國智慧城市的主力軍，其中有三家都誕生于深圳。不過三家企業并沒有陷入內卷化，而是各出機杼、各擅勝場，形成了各自的戰略及打法。
就像2019年底的深圳鹽田智慧城市項目，華為、騰訊、中國平安三方聯合中標，讓外界窺見了三家的所長與協同。彼時頗為流行的一個說法是：華為打“地基”、平安做“裝修”、騰訊管“物業”。
這樣的比喻不可謂不形象，巧妙地詮釋了三家企業的職能。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長賀彪曾將城市剖解為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信息空間的三元空間體系，智慧城市的建設對應為感知層、平臺層和數據層：打“地基”的華為，為智慧城市打造了“神經系統”；做“裝修”的平安，聚焦于面向政府、企業、公眾用戶的應用場景；管“物業”的騰訊，提供了海量的數據和服務入口。
圍繞華為和騰訊的討論已經有很多，中國平安可能是被低估的一家。所謂的智慧城市或許可以被拆解為兩部分：“智”是以技術為骨架搭建城市，“慧”是精準滿足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需求。倘若只有技術的骨架，缺少應用場景的血肉，儼然不符合智慧城市的題中之意。在金融科技領域深耕30余年的中國平安，有著服務政府部門、企業單位和用戶的豐厚經驗，可以說是最擅長“精裝修”的企業之一。
回頭再來思考深圳領跑智慧城市建設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偶然。
意大利中歐數字協會主席魯乙己曾將深圳成為中國智慧城市標桿歸結為：“不同于歐洲城市對全球供應商的深度依賴，深圳擁有上萬家國家級高科技企業，包括華為、騰訊、平安、中興等科技或金融巨頭，本身就是智慧城市的策源地。”
諸如此類的觀點可能只說對了一半，深圳不僅僅是智慧城市的策源地，還在于將不用的企業放在了不同的位置，華為、中國平安、騰訊等智慧城市的深度參與者擔當了各自領域的關鍵先生。
02 智慧城市的演進范式
基于深圳的特殊定位，在智慧城市的探索中肩負了雙重使命：既要找到深圳下一階段的進化方向，同時也要向其他城市輸出智慧化經驗。
按照住建部在2020年4月初公布的數據，目前國內智慧城市的試點數量已經達到290個。如果算上科技部、工信部、發改委等確定的智慧城市試點，國內95%以上的地級市已經走在城市智慧化的道路上。
智慧城市的遍地開花本不是什么壞消息，卻重復性地出現了諸多問題。比如數據孤島的存在導致底層數據無法打通，缺少頂層設計在建設中走了不少彎路，過于注重科技元素而忽視了應用的人文關懷……幾乎所有的智慧城市都遇到了這些問題，然后在一次次試錯中尋找解決的方法。
問題的根源恰恰在于問題導向的演進模式。大多數智慧城市是以單點突破開始的，交通治理出現了問題就去做智慧交通的嘗試，醫療領域出了問題就推動智慧醫療的建設，最終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智慧的點。可當智慧城市走到合點為面的階段時，各種隱藏的問題就開始集中暴露出來。
然而智慧城市是個一攬子工程，追求的是一體化而非條塊化，需要的不是不同項目的簡單堆砌，而是城市的整體建設。
所幸以深圳為代表的探路者，已經找到了新的演進范式——中國平安提出的“1+N+1”一體化解決方案。即以一個城市大腦為引領，一朵智慧城市云為依托，打造智慧政務、市民、企業的一體化平臺，全面賦能N個智慧城市功能模塊，包括城市治理、交通、教育、醫療、房產、環保、養老等等。
畢竟智慧城市是包羅萬象的課題，想要解決場景分散、數據割裂的問題，最首要的就是在平臺層提供全方位的綜合解決方案。
與之對應的案例就是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i深圳。
在深圳市政府的統一規劃下，i深圳接入了深圳下轄的10個區，并將水務集團、燃氣集團、機場集團、巴士集團、東部公交、客貨中心等生活服務納入其中，以集約化的形式打破了“各自為營”的局面，進而在社會保障、醫療健康、交通出行、警務安全、生活繳費、電子證明、游玩預約、文體資訊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服務上，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務體驗。
數據驗證了一攬子方案的正確性。自i深圳上線至今，累計接入了7600余項服務，累計下載數超過1800萬，累計注冊用戶超過1100萬，覆蓋了深圳85%左右的常住人口，并且95%以上個人事項和70%法人事項實現了掌上辦理，深圳市民的辦事效率提升近60%，人均辦事時間節省2小時。
“人們是為了活著而聚集到城市，為了獲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觀點，被深圳和平安智慧城市融進了智慧城市建設的初心。
03 下半場是智慧生態圈
正如深圳所擔綱的使命：“要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要注重在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發揮深圳信息產業發展優勢，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讓城市運轉更聰明、更智慧。”
深圳的智慧城市探索不乏可圈可點之處，現階段也僅僅才走完智慧城市的上半場。只需要簡單回顧下城市的進化過程，就不難找尋智慧城市下半場的挑戰：在兩次工業革命以后，城市就已經是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每一個維系百年而不衰的城市，無不建立了合理適宜的生態體系。
有關智慧城市的生態體系，雖然深圳等急先鋒們尚未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平安智慧城市等幕后助推者已經 向外界釋放了積極的信號：前面提到的i深圳不過是平安智慧城市的其中一環，同步進行的還有智慧財政、智慧交通、智慧媒體、智慧法律、智慧教育、智慧社區等解決方案組成的智慧生態圈。
對于平安智慧城市為何聚焦于生態圈，不難從兩個維度進行解釋：
一是生態圈的戰略協同。正如前面提到的，智慧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應該局限于單個工程的建設，需要從構建良性的產業生態入手，涉及到經濟模式的創新、營商環境的改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優化、環境保護能力的提升等多個方面。生態圈模式有利于形成聚集效應，促進多行業之間互聯互通。
二是生態圈的可復制性。生態圈的愿景是將智慧帶入每個城市，降低智慧城市的試錯成本和落地門檻。畢竟國內的智慧城市還處于不同的階段，不同城市的稟賦各異，早日走出零散局部的建設現狀，進行全局性統籌規劃，無論是對深圳這樣的領跑者，還是智慧城市的后續梯隊，生態圈都是提速升級的關鍵。
至少就目前來看 ，平安智慧城市的智慧生活服務有了 i深圳的樣板，正在以i綿陽、最珠海、我的鹽城等形式在十多個城市落地；平安智慧交通的“深圳樣本”，陸續復制到了南昌、濟南、廣州、赤峰等城市；平安智慧城市職業教育打造的“知鳥”智能培訓一體化平臺，業已在廣東、廣西、江蘇、湖北天津等30多個省市落地……
智慧城市的下半場顯然不是單維的論題：深圳等智慧城市的佼佼者需要夯實智慧化的成績，延展出更多的可能，打造全場景智慧的標桿；后續梯隊的城市也需要踩著巨人的肩膀，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上查漏補缺，加速走向全場景智慧。
簡單來說，智慧城市的下半場就是讓智慧化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深入到城市里的每個角落，也是平安智慧城市給出生態圈理念的要義所在。
04 寫在最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經預言：“影響21世紀世界進程的有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斯蒂格利茨未曾料到的是，高科技和城市化在中國的深圳進行了有機統一，“高科技”不只是美國的專利，華為、騰訊、中國平安等中國的科技企業 ，在人工智能時代走在了技術創新的最前沿，然后在城市化的浪潮下打造了智慧城市的中國樣板。
特別是在智慧城市即將進入下半場的時候，中國平安等深圳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先生”，正在以生態圈的理念向全國乃至全球輸出“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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