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詞人姚謙：我一直在堅持手寫，每個字都是我的選擇

轉載贊5 收藏13 評論

舉報 2017-08-10

掃描,分享朋友圈

來源：三明治（公眾號ID：china30s
原標題：寫詞人姚謙：我一直用手寫，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 寫作者訪談
作者：李依蔓
本文經授權發布，轉載請聯系作者

姚謙說自己是個有長性的人，從入行到2005年離開，在唱片行業一做就是將近20年。

但如果在26歲那年，姚謙拿到的第一份offer不是來自唱片公司，他也許會成為一名編輯或電影工作者，名字不會在華語流行樂壇中占一席，和李玟、蕭亞軒、王力宏、蔡健雅聯系在一起。

1987年，姚謙離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汽車公司展示員，經過半年的休養，踏上了一場四天的獨自徒步旅行。他在旅行中決定自己未來想要進入的領域是出版社、電影、音樂三選一，隨便哪個都可以，跑腿打雜也可以。所以假設進了出版社或電影行業，姚謙也有極大可能會一頭扎進去，做個幾十年。

那一年他沒想過自己會寫歌詞，會因為一項兩個小時完成的電影《魯冰花》配樂工作而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獎，會成為索尼唱片、維京唱片的高管，會被媒體冠上“最懂女人心的寫詞人”稱號。不過姚謙有些無奈。據粗略統計，姚謙曾為至少130名歌手寫過歌詞，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男歌手，但大家似乎都只記得他寫“女人歌”。

姚謙在1987年來到臺北，那一年唱了40多首廣告金曲的周華健嶄露頭角，鄧麗君發行了她的最后一張國語專輯《我只在乎你》。第二年，雖然蔣經國逝世讓臺灣娛樂業蕭條了一個月，但在黨禁、報禁開放的文化利好背景下，臺灣唱片業迅速發展，光是下半年的唱片銷量就達到前兩年的銷售總和。

誤打誤撞地闖進音樂圈，踩上了臺灣唱片行業產業化節點的姚謙，從每天“傻開心”、什么都做的唱片業學徒，轉型成為一名專業寫詞人、制作人，沿著唱片產業巨型齒輪壓出的印痕越走越深。

2005年，姚謙從維京唱片離職，離開唱片行業，進入“半退休”狀態。他見證了唱片業平地而起，盛極一時，又在互聯網沖擊下日益衰頹的起落變化，留下超過600首歌詞，包括流行音樂、音樂劇、電影配樂。

成為“自由人”的十年里，姚謙的詞寫得少，更多是應邀撰寫隨筆和專欄，關于情感、藝術、旅行。

談及寫作內容的變化，姚謙這么寫道：

“當真實生活的質量及不上書寫的數量，創作與謊言只是一線之差。創作若沒有名與利的負擔，也沒有屈于怕被遺忘的廉價自尊之下，那才是一種自由。當我不斷地這么告訴自己時，歌的完成量減少了，生活的質量卻漸增。旅行、閱讀、嘗試錯誤，都是值得書寫的生活。書寫有了意義，讓我有種又活過來的存在感。”

2017年7月，姚謙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六本書。和之前所有的歌詞、隨筆一樣，這本19萬字作品集里收錄的文章，都是姚謙在平板電腦上用食指寫完的。電子產品的技術進步，并沒有改變姚謙的寫作習慣，不過讓他從用筆在紙上寫，變成用食指通過手寫輸入法在屏幕里上寫而已。

“寫下哪個字，就是我選擇了哪個字，不然用其他輸入法會跳出很多相關的字，會打亂你的思路。”

姚謙很固執。

出版社為姚謙安排了七場新書發布會，第一場在北京。姚謙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時，住在長安街邊上的一個酒店里，他竟然沒有異鄉感，覺得自己回到了放大了好多好多倍的小時候生活的眷村。

在那個小小的村落里，男人們都是從大陸到臺灣的軍人，姚謙的爸爸來自浙江，對面的周伯伯來自湖南，每次家里要炒辣椒時總會提前告知鄰居，小心被嗆。他記得如果要吃饅頭，一定要去村子另一頭山東叔叔家。他記得牽著媽媽的手，到眷村其他嫁給大陸軍人的臺灣本地太太家里，和她們的孩子一起打發炎熱又漫長的臺南午后。

在6歲到25歲之間，姚謙幾乎沒有離開過臺南。

臺南出了許多文藝人，比如李安、侯孝賢、魏德勝。臺南還是許多影像的背景元素，是《童年往事》里阿孝咕的祖母尋找與大陸家鄉相似的風景，是《冬冬的假期》里一個見識成人世界各色面孔的童年暑假。臺南也是姚謙希望花筆墨去書寫的記憶之地，他懷念那個30臺幣就能連續看兩場電影，被西方電影和文學喂養的少年時代。

三明治和姚謙聊了聊，這位從臺南走到臺北的文藝人，這位同時身為寫詞人和專欄作家的寫作者日常。

陰差陽錯，進入唱片行業

三明治：你是一個從小對文字、閱讀就有興趣的人嗎？

姚謙：小時候我就很愛看書，臺灣有個兒童刊物叫《國語日報》，上面有四格漫畫，比如小亨利，有用兒童口吻寫的新聞文章，有作家介紹、科學知識。報紙上有注音符號，不認識字也可以用注音符號去讀通意思。

當時以我父母的薪水來說，訂這個刊物是有負擔的事，因為他們會訂一段停一段時間，停之前他們會告訴我，下個月沒有了喔，以后有錢再訂。我知道沒辦法，所以每次要停掉的最后那幾天，我就會特別渴望，很珍惜。

停訂的有一天，我記得我在門口眼巴巴看著送報員過去，對他笑，結果他停下來，把報紙給我看，因為他知道我之前經常訂，他就等我。我拿過報紙快速地看，突然我媽看到我在門口，可能是怕我耽誤人家，讓我快回去，我就把報紙趕緊還給他。

三明治：小時候有什么特別的閱讀偏好嗎？

姚謙：小學五年級我們家搬到臺南縣，那時候個性比較活潑，認識了一個純粹的臺灣人，以前在眷村長大，認識的全是眷村的小孩子。他家境很好，家里高學歷、有產業，他是長子，特別斯文友善。兒童讀物那時候最有名的是東方出版社出的書，他家里有完整的西方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兒童再重寫版本，還有福爾摩斯等等。我就像突然有了一個圖書館，幾乎每周我都會點書，他帶來給我，看完我還給他，再換下一本。

那兩年是我很快樂的時光，我看了很多古典文學的童書版，很感謝那段時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對巴黎充滿了幻想。不過我最迷的是偵探類的小說，發現亞森羅平比福爾摩斯好看，因為我覺得他是反派的正義者，比較頑皮。

三明治：之前你被采訪時提過很早就看過瓊瑤的愛情小說，那是什么時候的事？

姚謙：應該是初中，以前在書店看過但看不懂，真的看明白是在初中。以前暑假我和我媽媽回娘家，鄉下有山有河嘛，我會玩得很瘋狂，我媽為了約束我，讓我必須睡午覺。我舅舅喜歡閱讀，家里有很多雜志和書，所以每天“午睡”一個小時，我就會讀舅舅的《皇冠》雜志上連載的瓊瑤小說。所以說我看瓊瑤中毒得很早，看完覺得，喔原來愛情是這個樣子，會經歷各種曲折，克服完之后才是偉大的愛情。

三明治：那個時候喜歡寫東西嗎？

姚謙：小學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刊物叫《王子》，那時我已經在《王子》開始寫文章了，就是兒童雜志會讓兒童投稿，寫小學生作文，就像現在自己寫專欄一樣。雜志不會命題，會在投稿里進行篩選。

還有一個故事，到中學比賽考試，寫作文都是我的拿分項目。那時臺灣只有一家還是兩家電視臺，熱門動畫放完經常會出漫畫冊，電視臺就會征文，獲獎的人會免費得到漫畫冊，結果我真的就得到了，禮物一寄來就被父母當做珍藏本，那是整個臺灣的比賽。

三明治：寫作給你帶來許多獎勵，對于小時候的你或者爸爸媽媽來說，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吧？

姚謙：爸爸媽媽可能會覺得驕傲吧，對我來說，可能我天生不在意這些，就像我現在常常會覺得，“被人家認識”這件事不屬于我，即使現在工作需要面對很多人，我還是覺得，那是一個不屬于我應該面對的世界。這可能和我父親有關系，我父親到現在還是自己玩得很高興的人，我可能有遺傳到這樣的基因。我只有自己玩得很高興，我才能不被剝掉自由。

三明治：小時候有沒有想過，未來自己會和文字有這么深的關系？

姚謙：完全沒有。小時候被關注不是因為文字，我寫得好只是因為我愛寫、可以寫，但畫畫讓我被注意到，我還代表過我們城市去比賽。所以大一點的時候，我以為我的未來會和畫畫有關，我很喜歡美術，大學又學的是工業設計。不過后來美術不被看好，學校把美術科系關了，我們被迫轉系到紡織。當時不喜歡紡織，但現在我還挺喜歡服裝、布料，所以那時候挺挫折的。

三明治：但大學畢業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文字、畫畫都并不相關？

姚謙：畢業之后，傳統價值觀念里是要有穩定工作，于是我就去一家汽車公司當展示員，穿很干凈的西裝，笑容可掬地向客戶介紹產品，想辦法把他的電話地址留下，讓業務員去銷售。雖然我不直接銷售，但展示員能留下多少電話，銷售人員才能有多少銷售可能，大家都有壓力。所以那時候生活不規律，腸胃就出問題了，我回家休養了半年。

身體實際上三個月就差不多養好了，另三個月沒有上班壓力，我就大量閱讀，去影像出租店租盜版電影，每天至少看一部，其他時間看書。那是我痛快閱讀的三個月，也能夠懂得思考一些比較深刻的問題。然后我就下定決心去徒步，從臺南越過中央山脈的南部橫貫公路，到達臺東。那是我第一次一個人旅行，一直在想人生到了25歲怎么辦這件事。

三明治：徒步歸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什么結果嗎？

姚謙：在徒步的過程中，我想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和我做什么工作有關。我想進入的行業只有三個可能，出版社、電影、音樂，于是回來之后我就和家人說，并且開始寄履歷表給出版社、電影公司、唱片公司，我想先進去從最底層做起，哪怕是場務、美工、打雜的都行。后來我收到一些拒信，有的就根本沒回音，我去查怎么回事，才發現我投遞的職位全部在臺北，我的寄信地址在臺南，他們怎么會錄用一個身在臺南且沒有經驗的人呢？于是我決定去臺北，這樣至少能讓我的寄出地址是臺北的。

三明治：到了臺北之后，唱片公司的工作是你拿到的第一份錄用通知，還是你在幾家公司里選的？

姚謙：海麗唱片是第一個回復錄用我的公司，然后我就辭掉在臺北餐廳打工的工作去上班了。

三明治：所以這真的非常戲劇性，如果你拿到的第一份錄用通知來自電影公司或出版社，也許現在就不是音樂人了。

姚謙：對，如果第一份工作是在電影公司或出版社，我就在那里了。我現在慢慢理解自己，我是一個有計劃、有遠程目標的人，能一直耐著性子，直到得到我想要的。當時沒有選擇，三個行業里的任何一個都可以，我可以在一個行業熬十年。

“最懂女人心”的詞人？一個誤會

三明治：進入唱片公司之后，對未來有什么期待和規劃嗎？

姚謙：沒有特別的期待或者規劃，我一開始特別高興做這份工作。那時候唱片公司很小，不會覺得是可以賺到錢的工作，只是覺得很喜歡。當時有人說我是“笑面虎”，因為我上班老在笑，其實我是真的很開心，很享受那份工作。

三明治：最開始在唱片公司的工作內容是什么樣的？

姚謙：最開始樣樣都做，宣傳、公關都要做，后來唱片必須產業化，必須分工，我必須選擇面對媒體還是制作。我選擇了制作。我老板也覺得我更適合制作，因為我不喝酒，出去公關不合適，他覺得我過于樂觀，不夠復雜去盤算進退。有時候和媒體吃飯，沒話說了我就在那邊玩自己的或者看書，有一次最離譜，被灌了酒我也不知道拒絕，就在那邊睡覺。老板開玩笑說我是帶不出去的，所以我就做制作。

三明治：你進入唱片業之前，臺灣民謠火了一段時間了，有沒有自己嘗試著寫過歌詞？

姚謙：沒有，我對音樂是一直有興趣，我妹妹現在還是鋼琴老師，我也算是寫詞人里面少數能看譜看到很復雜譜子的人吧。但我知道我不是唱歌的人，我一直對唱歌、拿樂器表演是沒興趣的，我一直對上臺、名字被公開這種事，不是抵觸，而是希望保持不被刺激、保持無感的狀態。

我一開始在唱片公司寫文案，因為寫東西不錯。那時候唱片公司會從廣告公司挖角文案，所以很多寫詞人是廣告公司文案出身的，我是少數就是唱片公司出身的文案。當時老板找的寫詞人拖稿了，藝人又沒時間等，老板就問我文案寫了那么多，要不試試歌詞，我就連夜寫了。那是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歌詞，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有寫詞的能力，而且這個能力是被需要的。

三明治：號稱臺灣娛樂圈“教母”的張小燕曾經評價你是“最懂女人心”的寫詞人，很多人也都把你和“女人歌”聯系在一起，關于這個說法你認同嗎？

姚謙：這個最早是張小燕說的，那時候新聞標題就用“最懂女人心”，偏偏點擊率還很高。我不否認我對女性第一人稱的書寫還可以，但那次之后，大家好像都忘記我寫過男人歌，都只記得我寫女人歌，以前只是偶爾有人提起。

我覺得只是我的思維比較擅長對位思考，我現在看小說很多時候會以女一號的視角來看這個故事，比如最近的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我很喜歡羅子君的媽媽這個角色，她的卑微、放大的自我保護，讓我很能體會。但最讓我沒感覺的是羅子君，完全是依賴男性塑造出來的角色，要靠一個無瑕疵的男人救贖，我特別反對。

三明治：你在臺灣的眷村長大，眷村應該是一個有很多故事的環境，這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姚謙：我記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覺，覺得北京就是放大很多倍的眷村。小時候家對面講長沙話，隔壁有山東口音，到北京了發現到哪都有口音，和眷村一模一樣，飲食也是有差異的，什么菜都有。

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對面的周伯伯大概每周兩次左右會炒辣椒，他會通知大家關窗，避免被嗆到，尤其是小孩。所以每次家里要關窗我們就知道，周伯伯又要炒辣椒了。還有我們從小就知道山東饅頭最好吃，饅頭一定要買巷弄最里面那頭的山東伯伯家的。

眷村里大多是大陸軍人娶了臺灣本地女孩做太太，有各種各樣的口音，難免有沖突。有一天山東伯伯家吵架，她太太一直尖叫，很多人圍觀。那時候晚飯時間，家里不讓我們出門，我們吃完飯才被允許出去放風一下。我就很關心那家太太怎么樣了，偷偷去看。我現在說的時候還能想起來，我看到她還坐在那里哭，頭發被剪光了，圍觀的人都走了。她在坐在客廳偏走道的地方，我一直記得那個畫面，她半側著臉，頭發零零亂亂的樣子。

所以說我從小就是比較擅長換位思考，就像小時候只有20分鐘放風玩的時間，而我把那么寶貴的時間用來去看鄰居家的媽媽。

三明治：可以說你是天然地更關注女性主題，因為女性常是處于弱勢嗎？

姚謙：我理解你說的意思，但我覺得現在女性的地位是得到提高的，雖然很多女性還是很辛苦，特別是對未成年女性的保護和支持還是偏弱。我現在覺得“直男”這個群體反而是弱勢，特別是還沒有錢、沒有權、還在奮斗的直男，他們對取巧、柔韌不那么厲害，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寫了《直男的脆弱》這篇文章。

還有最近的同婚（同性戀婚姻）制度，我發現當支持同婚慢慢變成主流，反同婚的人反而被嘲弄，被塑造成同一類的形象。我不反對同婚，我支持同婚，但我會覺得當反同婚的人都被指責，我會思考他們反對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說他們頑固、不了解世界、不體諒別人。當弱勢和強勢反過來了，對反同婚群體的呈現只有丑陋面，你愿不愿意去思考，他們是只有保守和食古不化而已嗎？所以我經常會和人爭執，同婚以前受壓迫，但現在成為主流時，反而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曾經反對自己的人。

“我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三明治：最近剛上市的新書《如果這可以是首歌》，是你的第六本書了，好像你的作品大部分是隨筆合集？

姚謙：我幾乎都是隨筆合集，除了四年前的原創小說《腳趾上的星光》，其他都是用我在臺灣、大陸寫的很多專欄文章。出第一本書時，是之前一位唱片公司的員工去了一個出版社工作，他把我最早期在臺灣寫的專欄都翻出來，編好了來和我說，書名都起好了叫《我愿意》，我也不好說什么，就當幫年輕人創個業。專欄我很愿意寫，但如果不是第一本書他那么提，我是不會想出書的事的。當時我都不喜歡《我愿意》這個書名，但他們覺得這個名字符合商業訴求。

三明治：所以隨筆集基本上還是編輯整理出來的。

姚謙：所以也是承蒙看得起啊，我運氣比較好，有主編愿意幫我整理。像上一本《一個人收藏》是把以前書里沒有收的藝術類專欄整出來，這一本基本上集中最近三年的專欄，有一個比較主要的主題是旅行。這本書的編輯是我上一本書在西安簽售會的讀者，當時她還是大學生。和音樂一樣，我很想看年輕人的觀點，她的編輯我很喜歡。

三明治：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寫專欄？

姚謙：很早了，從最早臺灣報紙副刊有文學的時候我就寫了，比如《中國時報》、《文學時報》。那時候管理工作很多，所以沒有很固定地寫。后來發現大陸的文藝期刊文藝氣息很濃厚，我經常看，當他們有邀約的時候我就會寫，以前還是以女性月刊為主，近十年左右寫藝術類的更多。最近有一些新的變化是寫數位刊物（電子雜志），先期給訂閱用戶看，之后才能給公眾閱讀。

三明治：最開始寫的專欄是什么類型的作品？

姚謙：最開始我在點將唱片自己的刊物匿名發表短篇小說，那時候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粉絲，會出專門給粉絲的刊物，我們的叫《點將錄》，一個月出1-2期。里面都是明星的資訊報道，唯一有一篇文藝小說，就是我的，每篇1000-1500字不等。那時候他們問我想寫什么，我說想寫小說，就寫了，用筆名發表，沒人知道是我寫的，現在我連筆名都不記得了。

三明治：如果自由寫作的話，似乎你更喜歡寫小說？

姚謙：其他隨筆專欄對我來說，像記日記，但小說是我到現在都念念不忘的，將來我還有寫小說的計劃。

三明治：可以聊一聊你六本作品里唯一的小說《腳趾上的星光》嗎？這個故事你用了書信體的方式來呈現，是有什么特別的考慮嗎？

姚謙：我最早看的書信體小說，是一個意大利女作家的作品，故事講的是一個祖母給孫女寫信，那個孫女是祖母帶大的，叛逆期不讀書，獨居的老太太就開始和孫女寫信，寫到她過世，梳理一些女性關于家族、社會的經驗，很感人的一個小說。

《腳趾上的星光》講的是一對戀人在臺北和北京異地相愛，彼此通信。那個時候我剛剛開始從臺灣到北京工作，每個月一半時間在臺灣，一半時間在北京，生活有很多很大的變動。關于兩座城市生活的體驗，我有很多感悟想說，于是就把這些話化作一對情侶的書信對話，把那幾年的經歷濃縮到這對情侶的兩年里。

三明治：據說當時你為了寫這部小說，停掉了手上的很多工作？

姚謙：是的，當時停掉了手上很多事，采訪活動都不參加，朋友的活動也不參加，只寫作。小說里臺北部分的信我都在臺灣寫，北京部分的信全都在北京寫，我很看重書寫時現場即興的感受。平常我一般一個禮拜在北京，一個禮拜在臺北，但為了在北京完成北京部分的寫作，我特意把在北京停留的時間拉長到2、3個禮拜。那是2009年的冬天，后來再回頭看書里寫北京冬天的部分寫得特別生動，因為那時候我就生活在北京的冬天。我記得寫完之后就是2010年農歷過年，我回臺灣和家人過，后來花了差不多三個禮拜把后面臺灣部分寫完，潤稿花了一兩個月。

三明治：推掉所有工作寫小說，每天大概生活是什么樣的？

姚謙：《腳趾上的星光》這本小說寫之前，我是把故事大綱、結構全部提前想好、梳理好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大綱寫完。每天寫作的時候我會安排好，起床后喝完咖啡，寫幾個小時，休息散步，再接著寫。晚上一定要抽離開，可能看個電影、聽會音樂，再睡覺。寫三、四天后我可能會休息一天。

三明治：比起寫小說，寫自己的專欄的時候，會不會比較隨性自由？

姚謙：以前工作時我是一個嚴格按時間表來做事的人，習慣了，書寫我也會找到自己的節奏。我剛剛在車上還在和工作人員說，問他們這幾天行程里，每天有哪幾個小時是有休息的，我知道我還有多少稿子、什么稿子要交，我會把時間很精準地分配完。

我一直說我希望自己“晚節能保”，我最大的“晚節”就是，我向來是個不拖稿的人，所有和我合作過的人都知道，我一般都會提前交稿，即使出去玩我都會是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因為我要知道下面的行程。

三明治：很多寫作者都是需要Deadline來催促他們完成任務。

姚謙：要催稿的是林夕不是我，哈哈。

三明治：剛才你提到手上會有很多專欄稿子要交，現在基本上每個月要寫多少篇？

姚謙：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要寫11篇，前陣子我把數量拉到每個月4、5篇，但最近又回到6、7篇一個月。

三明治：這是你2005年離開維京唱片，進入“半退休”狀態之后的情況嗎？

姚謙：是的，以前一個月3、4篇了不起了，這7、8年基本上都是每個月5篇以上。

三明治：寫作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的寫作習慣？

姚謙：寫作的時候我希望要封閉空間，比如飛行的時候是一種更大的封閉，或者要么在家里，要么在酒店房間，手機一定是關掉。而且我一定要在書桌上寫，現在還是這樣。以前用手寫，現在是用手寫輸入法寫，手寫是讓自己不老化的方式之一，而且手寫是我選擇了這個字，我寫出來的就是我腦子里選的這個字，如果用其他輸入法，可能會跳出來更多、更漂亮的字，但它們都不是你選擇的那個，我還是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三明治：無論之前寫歌詞還是寫專欄，文字工作量都很大，堅持手寫不會累并且影響效率嗎？

姚謙：有時候稿子有壓力會有點急，手寫比打字慢3、4倍吧，比如現在給別人上課的講義，一個禮拜兩期，要4000-6000字，手寫有我自己的節奏。我在iPad用手指寫，iPad寫完屏幕都磨舊了，不過手寫手指不累，累的還是腦子。以前沒電腦用手寫稿，幫我順第一次稿子的人最辛苦，經常要問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以前我會自己謄一輪，后來有助理會幫我確認交稿。現在輸入法也有聽寫功能，有時候可以聽寫。

三明治：那么寫歌詞的時候，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習慣，會等到靈感出現的時候再下筆嗎？

姚謙：不會，寫歌詞之前我必須聽熟曲子，定好主題，想明白整個結構，才會動筆。我現在在豆瓣的寫詞課上會反復說，寫歌詞一定要想好是什么結構再寫，然后再修改。

三明治：很多寫東西的人會有“完美主義”傾向，會覺得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反復修改，你會這樣嗎？

姚謙：我早就知道“完美主義”只是一種自我催眠。我不是說不追求更好，而是現在很多人用“完美主義”來包裝自己。“完美主義”的定義是什么？沒有一件事情有完美的標準，你可以更好，或者這個“好”在你計較的時候就消失了，在當下最好的時候抓住并記錄下來，才是智慧之舉。

三明治：你會隨身攜帶小本子抓住并記錄“最好的時候”嗎？

姚謙：有，現在包里還是會帶本子，有時間的時候會記錄會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