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需的“公衛應急系統”，智慧城市的進階指南
疫情正在重塑城市。
因為境外海嘯式的失控，廣州、深圳等城市近期再次出現零星的新冠病例，也印證了許多專家的判斷：疫情防控早已進入常態化的階段，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要直面疫情的威脅。
而作為國內疫情最早的爆發地，湖北在不久前公布了“公共衛生應急決策指揮系統”的招標結果，平安智慧城市以6100多萬元的標價中標，將幫助湖北打造醫防一體化、平戰一體化的公衛應急體系。
兩個看似不相關的事件，在智慧城市的話題或許可以找到因果關系。如果說新冠疫情的出現是對智慧城市的壓力測試，當前正在進行極限承壓后的系統調試，人們對智慧城市的理解也越來越全面：城市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項項智慧化的應用，想要保障城市的平穩運行，將不確定事件對城市的沖擊降低到最小，還需要有一套保護城市安全的“防火墻”。
湖北省正在打造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某種程度上扮演的正是“防火墻”的作用。
01 平安“防火墻”煉成記
平安智慧城市擔綱湖北公衛應急決策指揮系統的建設，對于“圈內人”來說并不是令人意外的消息。
其實早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發生后，平安智慧醫療就持續發布《新冠肺炎疫情分析報告》，通過提前7天和提前24小時兩種預測方式進行預測分析，為15個省市政府做出決策和采取措施提供支持。
自疫情發生以來，外界普遍開始進行這樣一種思考：為何國家在非典后重金打造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未能起到早發現早報告的作用，直到新冠疫情進入到社區傳播的階段？
平安智慧醫療團隊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并在思考的同時梳理出了三個難題：
一是監測預警難，現有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數據采集渠道過于單一，缺少基于大數據的早期預警能力；
二是預測調度難，即便察覺到了新發疾病的出現，由于缺乏數據驅動的事態發展研判能力，難以進行精細化的防控決策部署；
三是防控救治難，一線的醫療機構缺少高效的篩查工具，特別是基層機構的鑒別能力弱，導致聯防聯控、流行病學調查等關鍵環節的效率不高。
厘清了現有系統的短板，平安智慧醫療團隊萌生了新的想法：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對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平臺進行改造升級，讓城市管理者可以精準查詢全市的疫情狀況，對疫情的趨勢進行準確判斷，并提升應急資源的跟蹤和調配能力，進而加固城市的安全“防火墻”。
2018年就和平安合作打造智慧城市標桿的珠海，成了平安智慧醫療“公衛應急方案”落地的第一站，從三個維度對公衛對癥下藥：
第一，梳理公衛相關的風險因子，建立了多點多渠道的監測系統。比如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全面對接了珠海市屬多家醫院、疾控中心、120急救中心、核酸檢測等四大渠道，同時對輿論等社會渠道進行關注。
第二，提升數據分析處理的能力，打造了智能化的預警預測系統。比如根據多點多渠道的實時數據，通過仿真模擬提前預判疫情等突發事件的演變態勢，可能出現的拐點在哪里，提供應急預案等基于數據的輔助決策。
第三，疏通指令下達的執行路徑，提升城市的協同聯防聯控能力。對于新發傳染病的防控機制，如何迅速給出防控指南、提升醫療衛生體系的執行效率，平安智慧醫療開發了智能輔助診療、網格化管理、輔助流調等系統。
正如外界所熟悉的一幕：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在多點多渠道監測的基礎上，基于知識庫和人工智能技術針對癥候群、新冠多點觸發上報、藥品管理等搭建了七大預警體系，打造出了一個集中統一、智慧高效的公共衛生應急指揮體系，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發揮出了“先知、先決、先行”的作用。
02 “敢為天下先”的底氣
圍繞城市“防火墻”的角力，其實也是智慧城市玩家們的隱形戰場，平安智慧城市的上位絕非偶然。
“敏感城市實驗室”的研究員里卡多·阿爾瓦雷斯在談及新冠疫情對城市的影響時，給出了一個有參考性的觀點：“城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一次構造變化，我們正處于新一輪變化的邊緣，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危機，還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出現了一系列改變游戲規則的技術。”
沿循這樣的邏輯，平安智慧醫療在公衛應急系統方面的卓越表現，離不開兩個方面的底氣：
一個是平安智慧醫療深厚的底層技術實力。
智慧城市的玩家中不缺少技術派，但平安在醫療領域有著其他玩家無法比擬的先天優勢。比如平安擁有全球最大的醫療數據庫，涵蓋疾病庫、藥品庫、治療庫、醫療資源庫和個人健康庫，涉及3萬種疾病、9000種以上癥狀信息、20萬以上藥品信息、50萬種常見處方、1.8萬個指南……
通過對數據脫敏處理后的訓練，平安智慧醫療自主研發了超過70種AI疾病預測模型、90種智能影像模型、2000種疾病診斷模型、120種疾病治療模型、50種疾病問答模型以及2種端到端管理模型。
折射到公衛應急平臺的建設中，平安智慧醫療的優勢不言而喻。畢竟公衛體系對醫療數據基礎、前沿技術能力、城市需求洞察等有著近乎苛刻的需求，就像前面提到的智能預警預測系統，就需要豐富的醫療知識圖譜、疾病診斷模型、醫療救治指南等能力支撐，可以說是無形的技術壁壘。
另一個是平安智慧醫療敏銳的趨勢判斷能力。
譬如在年初河北疫情暴露出民營診所的防疫漏洞前，平安智慧醫療就研判出了民營診所可能出現的問題，鑒于在深圳市龍華區、福田區等地的“民營診所服務監管一體化平臺”項目經驗，為廣東省打造了民營診所疫情哨點信息系統，并迅速在全省范圍內落地，不僅填補了民營診所的監管盲區，還將原本不可控的診所變成了疫情防控的前哨。
鮮為人知的是，除了積極參與到抗疫的一線環節，平安智慧醫療還向15個省市提供疫情預測分析報告，并統計全球疫情數據與各國的病死率，在對美國、西班牙等地進行的疫情趨勢分析中，預測準確率高達 99.98%。
憑借技術和經驗的雙重優勢，目前平安智慧醫療的公衛應急平臺在廣東省、湖北省等兩省五市一院逐步落地，橫向覆蓋了越來越多的監測渠道，縱向上往越來越多的環節延伸，為城市加了一道防護機制，并有效疏解了春運、清明、五一等人員流動高峰時的防疫壓力。
03 城市治理的新常態
對于疫情后的城市將走向何方，需要什么樣的“防火墻”，曾經是風暴中心的湖北無疑最有發言權。
著名科幻小說作家阿西莫夫曾在《永恒的終結》中寫道：“只有經過嚴酷的考驗，人類才能不斷前進,走向發展的高峰。危險的環境和危機感，才是驅使人類不斷進步、不斷征服新事物的根本動力。”
這樣的箴言顯然也適用于城市的進化。
2021年2月底的湖北省衛生健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全力以赴推進疾控體系改革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全力實施影響群眾健康突出問題“323”攻堅行動，打造健康中國行動的“湖北樣板”。
平安智慧城市中標的湖北省公共衛生應急決策指揮系統項目，正是“湖北樣板”的重要組成部分，項目中涉及的諸多細節向外界詮釋了湖北在疫情防控中汲取的經驗教訓，也向外界釋放了城市治理的風向標。
例如在平安智慧醫療公衛應急解決方案的基礎上，湖北提出了很多新的訴求：
在多點多渠道監測網絡方面，除了建立跨業務、跨部門協同數據共享機制，監測因素已經不再局限于疫情本身，自然災害、危險化學品、核輻射、水污染、醫療廢棄物、病原微生物等都被納入監管范疇，同時還包括對特殊人群、人群密集場所、社會渠道的輿情甚至是學生因病缺課的監測。
在智能化預警預測系統方面，強調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形成面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早期預警預測能力，在早發現、早判斷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早處置的要求，平安智慧醫療擅長的基礎知識庫和防控應急知識庫被重點提及，并引入算法綜合調度管理、智能風險預警、智能輔助診療等模型。
在智慧決策指揮分系統方面，可視化系統不出所料地被列入其中，同時培訓演練、應急物資調度管理等原先被忽略的項目被重視，包括階段性進行培訓演練，應急物資生產、運輸、倉儲的全面監測，以及應急物資采購、調度的閉環管理。新冠疫情初期出現的物資短缺等民生問題，也成了公衛體系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湖北省的“復盤”早已超出了疫情防控的范圍，平安智慧城市正在幫助湖北打造一張保障城市基礎安全的防護網。也從側面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新冠疫情暴露的不只是公衛體系的短板，而是城市在數字基礎設施、自我修復能力等方面的問題，危機之后勢必會掀起一輪更加務實的創新浪潮。
乃至可以篤定的是，在不確定因素頻發的新常態下，湖北的憂患意識和相應的應對機制，絕不只適用于湖北，理應被越來越多城市借鑒效仿。
04 寫在最后
很多人熟知的一個道理：一只桶能裝的水量并不取決于桶有多高，而是最短的那塊木板的高度。
公衛應急系統正是“木桶”理論在城市中的應用。
以往在談論智慧城市的時候，我們習慣性將目光集中到智慧交通、智慧生活等長板領域領域，對于城市中一些冗雜難解的問題常常避而不談，以至于智慧城市成了一個“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新冠疫情以及持續的連鎖反應告訴我們：是時候補齊智慧城市的短板了，就像公衛應急系統這樣剛需且棘手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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