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尚”到“好習慣”，上海垃圾分類背后的智慧監管
垃圾分類可能是過去兩年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先是上海出臺的“史上最嚴”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再到國內大中小城市對垃圾分類的重視，一場事關千門萬戶生活習慣的變革正在進行中。
而作為整個產業鏈中的第一環，垃圾分類可以說是一門相當復雜的學問：倘若垃圾分類的過程不合理，直接關系到“戰爭”最后的成敗，特別是在一些生活垃圾末端處理能力有限的城市，大多只能通過填埋方式處理，錯誤的分類不僅無法高效回收有價值的資源，還間接增加了垃圾處理的成本。
垃圾分類看似是對民眾自覺性的考驗，背后卻是監管上的一場場硬仗。
01 城市文明的標尺
曾經有人推算過這樣一組數據：中國每人每年平均產生約300公斤的垃圾，而且在以8%以上的速度遞增。
這組數據似乎并不讓人感到驚詫。正如威廉·拉什杰等人在《垃圾之歌》中所提出的觀點：垃圾也是見證人類文明的“痕跡”。在遠古時期的時候，游牧部落很少關注垃圾問題，而定居部落必須把垃圾清除掉；進入到農業文明后，人們開始對有機垃圾進行堆肥，對無機垃圾進行焚燒......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里，越來越多的人陶醉在繁華都市生活中，城市的垃圾之患也在愈演愈烈。目前國內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已經陷入“垃圾圍城”的困局，堆積在空氣中的垃圾產生了大量的氨、硫化物等有毒氣體，每年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進行填埋，并滋生了難以計量的致病微生物。
作為人類文明的伴生品，垃圾分類的必要性也就有了新的解釋，不單單是城市環境持續優化的當務之急，也是當下城市文明的重要標尺，衡量一座城市現代化進程、城市管理能力和市民素質的綜合標桿。
譬如世界上最早實行垃圾分類的德國，目前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65.6%，被視為全球垃圾分類水平最高的國家。
但德國的垃圾分類絕非一蹴而就，為了強化垃圾分類的習慣，德國甚至施行了“連坐式”的懲罰措施，如果發現某處垃圾沒有嚴格分類投放，將對附近小區的物業管理員和全體居民發放警告信，提高這片居民區的垃圾清理費，物業與居民自管會將逐一排查，直至找到“罪魁禍首”。
沿循這樣的邏輯，垃圾分類可以說是對社會精細化治理能力的實質性演練，不同環節的分工協作、有序管理、責任劃分、規范監督等等，需要各方治理力量的協調配合。垃圾分類檢驗的是城市居民的自律和自覺，折射了城市的文明建設進程，本質上也是對城市基層治理能力的一次摸底檢驗。
02 上海交出的答卷
當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垃圾分類等城市文明的標尺性因素自然不應缺席。最早交出答卷的正是上海，身為國內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風向標，在垃圾分類中再一次扮演了“示范生”的角色。
率先向垃圾分類“宣戰”的上海，作為國內第一個實行垃圾分類的城市，一開始也走了不少的彎路。最開始的一段時間里，上海的垃圾分類都是嚴管嚴查模式，即在社區設置專人看管垃圾桶，制定了嚴格的罰款制度。“史上最嚴”式的垃圾分類管理，一度讓缺少分類習慣的市民感到措手不及。
但從“他律”到“自律”的過渡中，上海找到了 “科技+管理” 的正確方向，改變了過去的人海戰術，構建起全流程的垃圾分類監管體系，將智慧監管的理念覆蓋到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的全過程。
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市奉賢區，在平安智慧城市的幫助下打造了奉賢區生活垃圾全程分類智慧監管平臺，將垃圾分類的收集、運輸、處理等環節納入監管的范疇，包括全程物流管理、智慧監督管理、業務報表管理、公眾互動管理、智能現場檢查等功能，同時深入對接上海市奉賢區的一網統管，通過一張屏就能掌握全區設施設備全景、各類垃圾收運物流去向及異常問題追蹤、垃圾量數據及趨勢分析等能力。
相較于傳統嚴管嚴查的治理方案，智慧監管理念的應用消除了分類過程中的諸多痛點。倘若垃圾分類的監管只是在投放環節，不排除轉運過程中混放的現象，而上海奉賢區在收運環節對垃圾進行拍照、對轉運車輛進行稱重、定位，實現了垃圾分類的溯源和監管，進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類的成效。
結果隱藏在上海近2500萬常住人口的日常行為中。目前上海市每日的干垃圾、濕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的分類較兩年前分別下降28%、增長89%、增長1.65倍、增長14倍，垃圾分類業已成為上海市民“新時尚”和“好習慣”。
03 智慧監管的范式
上海的垃圾分類讓外界看到了新的可能：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垃圾分類無不經過幾十年的磨合，前后出臺了上千部環保法律法規，數十萬人參與打破相關的法規管理和執行工作，但在中國有了新的范式。
還是以上海市奉賢區為例，對比德國為了推行垃圾分類的“連坐式”的懲罰，奉賢區的垃圾分類可以精準到每一輛運輸車、每一個投放點、每一位管理員，合理規避了垃圾分類過程中的一些人為錯誤，垃圾分類不再是市民的額外負擔。
或許垃圾分類還只是城市治理中一個很小的環節，但跨越時間的對比背后，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窺視智慧治理的窗口。
畢竟垃圾分類的復雜性不言而喻，涉及到管理對象多、管理流程長、管理要求高等多方面的挑戰，也是德國、日本等打了幾十年“持久戰”的原因。以科技為矛的平安智慧城市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帶到了垃圾分類的監管體系中，為中國的垃圾分類攻堅戰提供了以技術換時間的范式。
其中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數據思維和智慧監管。上海市奉賢區的垃圾分類工作中，對各個環節的數據進行了實時采集，可能早期需要進行一定規模的基礎性投入，所能產生的價值卻是不可小覷的：
小到垃圾清運車輛的調度，可以針對不同區域的垃圾投放情況、既往的投放大數據等進行分析，合理調配車輛的運送時間和路線，在提高車輛運輸效率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大到城市的規劃治理，根據特定區域的垃圾處理數據，科學規劃附近的垃圾中轉和處理站點，針對特殊節假日的垃圾情況進行預警，乃至探索垃圾按量的收費管理體系，不斷完善垃圾的收費模式。
可以篤定的是，垃圾分類政策還將在越來越多的城市施行，除了在行動上向一線城市看齊，還需要在思維上與時俱進，對原先單一、粗放的管理模式進行變革，找到適合當下社會的治理方式，就像上海已經驗證的方向。
04 寫在最后
垃圾分類的必要性已經無須贅述。
既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應該未雨綢繆的問題，也深度影響著每一位市民的幸福感。可站在社會治理的維度上，垃圾分類仍然是一場長期的博弈，大多數城市還處于“他律”的階段，監管依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所幸這是一個技術改變世界的時代，新科技正在以潛移默化的形式賦能城市治理的每一個節點，就像在這場圍繞垃圾分類展開的治理、技術和文明的協奏中，上海已經給出了切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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