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抗疫的現在進行時:平戰結合,平時智能預警,戰時高效聯動
新冠疫情的影響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
有別于兩年前的人人自危,人們越來越渴望回歸正常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新的變種出現時,也少了當初的緊張氣氛。然而疫情防控的壓力絲毫沒有減弱,在國外疫情肆虐的局面下,外防輸入的挑戰只增不減,加上國內多地的零星暴發,“動態清零”任務的艱巨不言而喻。
一面是對生活秩序正常化的向往,一面是慎終如始的疫情防控要求,看似有些矛盾的兩個訴求,在科技力量的作用下逐漸有了兩全的答案。
正如那句多次被驗證的囑托:“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疫情防控逐漸進入到了常態化的階段,科技戰疫也開啟了新的征程。
01 “后衛”到“前鋒”的角色演變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疫中,科技創新從未缺席。
早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基因測序、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就處處閃現,或是利用圖像識別輔助診斷,或是對人口的遷徙規律進行溯源跟蹤,抑或是由機器人幫助醫護人員執行導診、消毒、清潔和送藥等工作。
把注意力聚焦到當下的話,疫情防控的風險依然存在,而科技正在扮演起新的角色。比如平安智慧城市在浙江省樂清市打造的疫情防控數智中心,通過“大數據+智能引擎”的精密智控,構筑了一道堅固的新防線。
如果說科技以往在抗疫中的作用還傾向于“后衛”的話,樂清市的疫情防控數智中心則扮演了“前鋒”的角色。不但打通了不同部門間的數據壁壘,形成了超過240個監測指標在內的數據體系,并與當地的網格化治理進行了無縫銜接,讓疾控指揮部門的指令迅速下達給末端組織,建立了快速、精準、高效的防控機制。
擔綱這一重任的正是平安智慧城市的“抗疫超腦”解決方案。得益于平安智慧醫療團隊對抗疫需求的深刻理解,加上中國平安在科技創新領域的沉淀和積累,迅速形成了體系化的疫情防控實戰平臺:
底層架構是一個大數據平臺和9大防疫資源庫,匯聚了衛健、公安、交通、通管、民政等多個部門的數據,通過對這些數據的采集、治理、聚類、整合、分析,可以針對重點人群構建一份準確的個人防控檔案。
中間層是平安智慧城市的三大智慧引擎,包括重點風險人群分析引擎、風險人群關聯圖譜引擎、防控服務預案推薦引擎,能夠根據大數據分析對風險人群、傳播鏈路、資源匹配等給出合理的預警、預判和預案。
最上層是三項智慧服務和兩類防控工具,涵蓋風險動態一屏全掌握的“一屏掌控”、作為動態指揮沙盤的“一圖作戰”、風險人員分類查詢的“一腦智查”、統一賦碼管理的“一碼統管”以及集成多個基層防控業務系統的“一網貫通”。
前后做一個對比的話:無論是基因測序還是清潔機器人,作戰半徑都處于防疫的外圍;平安智慧城市的“抗疫超腦”解決方案,提供的是解決切實問題的新工具,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實戰平臺”,科技走向了防疫的第一線。同時也再度驗證了這樣一句話:“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科技是戰勝困難的有力武器”。
02 平時智能預警,戰時高效聯動
作為防疫的新工具,“抗疫超腦”并不缺少創新點。
相較于傳統的解決方案,以“實戰”著稱的“抗疫超腦”滿足了三個核心訴求:一是科學的防疫智慧,一屏掌控、一圖作戰等服務可以自動監測異常行為,并匹配合適的“作戰方案”;二是為一線人員減負增效,防疫人員可以在手機上自動接受任務,根據優先級逐項完成;三是幫助決策者統攬全局,可以在線監督檢查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防范防疫漏洞的風險,避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
只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大背景下,所需要考量的絕不只有“動態清零”的要求,還需要盡可能減少對日常生活和生產經營的影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沿循這樣的邏輯,平安智慧城市的“抗疫超腦”解決方案,應該被關注的不只是產品層面的價值,同時也提出了一種新的防疫思路。
平安智慧城市在“抗疫超腦”中給出的答案是平戰結合,即平時在“一屏掌控”服務的幫助下貫通防控數據,精準識別風險預警;戰時通過“一圖作戰” 靶向聚焦及時調度資源,并進行精密執行管理。
個中邏輯并不難理解。就像部分城市在疫情發生時的“被動應對”,雖然在第一時間封鎖了相關區域的出入口,對相關區域進行一刀切式的“封城”,看似對疫情的蔓延進行了有效控制,所產生的連鎖問題卻無法及時解決,比如防疫人員的缺位、核酸檢測試劑的匱乏、民生物資的供應短缺等等。
倘若能夠建立一套平戰結合的預警、響應和協調機制,“平”時加強管理和預警,“戰”時避免過度防御和盲目部署,兩種狀態順滑轉換,無疑是應對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最優解。
還是以平安智慧城市的“抗疫超腦”為例,平時可以借助“一屏掌控”對各個節點的異常行為進行監測,根據風險程度生成摸排順序清單;一旦疫情出現可以借助“一圖作戰”自動劃定封控區、管控區和防范區,同時對抗疫資源、人員調配、作戰方案等進行科學部署。
直接的例子就是某市在2021年12月份的一場演練,市人民醫院報告一例核酸檢測初篩陽性結果后,市疾控中心迅速進行部署,15分鐘內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組長到達指揮部,第一時間啟動“公安數據流調+疾控現場流調”機制,30分鐘內有535名工作人員完成集結,40分鐘內將封控區卡口管理封閉到位,60分鐘內完成了18個交通卡口警戒設置,4小時內就完成了66名密接人員、389名次密接人員的排查管控......
在這場爭分奪秒的“戰疫”中,所有的指令和信息精準下發到了鄉鎮、網格、交通、醫院等末端組織,防疫物資在不到一個小時調配完成,在最短的時間里做到了精準防控。
安全行業有一個著名的海因里希法則,每一次安全事件的背后都有29次成功入侵,以及300多個安全風險。而國內不少城市的防控體系里,由于基層醫務人員缺少應對突發公衛事件的風險預警訓練和指導,疫情防控的靈敏度和風險意識不高,往往是疫情失控暴發的導火索。
03 “抗疫超腦”背后的“數治”
深耕城市治理的平安智慧城市,已然嗅到了其中的機會。
除了前面提到的在浙江省樂清市落地的“抗疫超腦”,湖北省公衛應急系統、珠海市抗疫智慧中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公衛應急監測預警平臺等項目中,都可以看到平安智慧城市的身影,悄然形成了覆蓋不同層級的產品矩陣。
正是平安智慧城市等服務商的參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不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概念,進一步蛻變為現代化、智能化、可執行的工具,將技術落到了防疫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幫助大大小小的城市實現了數據驅動的精準防控,并在無形中改變了疫情防控的方式。
最為典型的例子或許還是基層防疫,僅僅是從2020年初到2022年初的時間尺度上,就已經折射出了兩幅不同的景象:
猶記得2020初新冠疫情剛剛暴發時,盡管國內不少城市已經施行了網格化的管理制度,可幾乎所有城市在流調時采取的都是人海戰術,社區的工作人員需要逐門逐戶打電話或者上門了解情況,一些年紀稍大些的工作人員,甚至需要先將信息手寫在表格上,再由專人錄入到電腦系統中。
時間來到2022年初,當天津被曝出現疫情后,樂清市的疫情防控數智中心第一時間就篩查出天津的樂清籍人員有2632人,和系統中的1000多萬條數據進行關聯分析后,網格員精準排查出有559人正在或者打算返回樂清,及時進行了主動勸導和落地管控工作,消除了潛在的傳播風險。
某種程度上說,疫情防控方式的迭代和升級,也是窺視社會治理的一個窗口。至少在平安智慧城市的示范案例中,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趨勢:新技術正在為基層治理減負,一些重復性的工作正在被算法模型替代;社會治理正在從過去靠經驗的“人治”,轉向流程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數治”。
而這樣的結果絕非偶然。新冠疫情屬于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迅速擴散性的現代化風險,也是對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科技創新注定是不應該缺席的治理工具和“作戰武器”。
一年前出臺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也明確提到“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不斷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加強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等建設,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不斷提升城市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再來思考平安智慧城市的“抗疫超腦”,既是迎合了防疫常態化新形勢的必然,也在順應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方向。在“平時開展疫情防控,戰時快速指揮調度”的新形勢下,平安智慧城市的智慧化范式值得許多城市借鑒。
04 寫在最后
可以預見的是,人們和新冠疫情的戰斗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快速反應、精準防控、動態清零”的能力將是所有城市的標配。
由于不同城市的稟賦各異,人才、技術、經驗等有所欠缺,應對疫情防控時的表現不一而足。所幸,平安智慧城市這樣的企業已經找到了問題的一種新解,通過“抗疫超腦”這樣的服務工具,已經在省、市、縣三級打造了“實戰”性質的示范案例,相關的經驗和產品正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快速落地。
打贏這場情防控阻擊戰,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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