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好奇心日報
作者：謝若含 朱若淼

北京 7 月，東三環輔路上，速度最快的永遠是一輛穿梭在車流里，無需減速的摩托車。

“在北京，只有摩托速度才是最快的。”白軍勇騎在車上自豪地說道，周圍擁堵的車流很快被他甩到身后、原本凝滯的熱風也直往人臉。十分鐘，白軍勇從萬達 CBD 取了文件送到 6.3 公里外的幸福家園。他說自己在閃送，最快一次 40 分鐘內就從市區取了文件送到機場。

閃送是一個手機下單的同城快遞服務，主打北京市內一小時送上門，號稱 15 公里平均 39 分鐘。

白軍勇已經在這里斷斷續續干了一年多，最喜歡的是它的自由：沒有早會、不用打卡，入職交 150 塊錢買個閃送箱和工牌，在雙橋地鐵站附近的寫字樓里參與兩次培訓，就可以開始在平臺上接活。每一單，閃送抽成 20％，剩下的就是白軍勇的收入。

7、8 年前，他從山西臨汾來了北京。原本是當地一個小煤礦里的礦工還一度做到工頭，但他所在的礦廠在一次關閉私礦的整頓當中被關停。

對于山西的工作，他言詞寥寥，問起右手小拇指斷掉的緣由，他也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在煤礦出了事。”來了北京后，白軍勇先是開貨車、拉水泥，但老板經常拖延工錢。

去年，白軍勇花 6000 塊左右買了一輛摩托車。加入到閃送快遞員的行列當中。一年下來，每個月的收入多在六七千的樣子，不過每個月加油就要 700 左右。

“去年收入情況還挺好的，我一天最多的時候能掙個 600 塊吧，今年就不行了，還沒哪天能超過 300 塊錢。“在白軍勇加入的 QQ 群里，有人一天賺了 736 元的截圖還會被當成激勵貼在群里到處轉發，只是已經很少有人能賺到這么多。他聽說今年北京已經有了 7、8 萬人兼職跑閃送，搶單變得沒那么容易。

白軍勇在東四環的四惠地鐵站附近租了房子和老婆一起住，每月租金一千。但他不是每晚都回家，他更喜歡徹夜在外搶晚上的急單，早上再回家蒙頭睡大覺。

“送這個閃送，我圖的就是一個自由。”白軍勇說，那天的工作日下午 4 點，他才剛送完在平臺上搶到的第三單，系統顯示賺了 67 塊錢，就準備回家休息了。

但大多數穿梭在城市街頭，幫互聯網公司送東西的人，并沒有這么自由，他們更多的是像美團、餓了么這樣按著飯點送外賣、每天還得準時上下班的騎手。如果想掙得多點，有時還得超時工作。

4000 萬人參與的新職業

從 2015 年開始，每天中午北京的大小街道就成了外賣配送員的主場。穿著紅、黃、藍色衣服的配送員穿梭在城中的大街小巷。

根據外賣平臺餓了么今年 4 月預估的數字，全國參與送餐的外賣騎手已經有大約 1000 萬人。這個數字包括了注冊之后只接過幾單，甚至沒有接單的人，實際上將送外賣當成工作每天做的人要少不少。

根據公司自己公布的數字，美團和百度目前分別有 30 萬和 8 萬活躍騎手。按照市場份額倒推的話，餓了么大約有 21.9 萬人。

這些人的工作都很相似，工作時間理論上相對靈活，但沒有固定收入，按照接單數量計算收入。他們的服務對象都是互聯網公司，和公司之間只有短期雇傭關系。用戶通過手機下單，服務人員通過手機接單。

美國新聞網站 The Daily Beast 2009 年開始用“零工經濟“（Gig Economy）稱呼這類新型雇傭關系。根據麥肯錫針對全球零工經濟的調研報告，2015 年零工經濟從業者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已經達到了 16%。

在互聯網服務與線下結合緊密的中國，這個人群格外龐大，除了送外賣的人以外，還有數百萬滴滴司機、58 到家上門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微信里接單的搬家師傅、每天在路邊搬運自行車的共享單車運維人員。

中國互聯網協會與國家信息中心在 2017 年發布的一份共享經濟報告中稱有 4000 萬人從事這類職業。

這個數字相當于 4% 的中國勞動力人口。

像白軍勇這樣從外地來京務工的人不在少數。失業、想在大城市多賺些錢，讓他們不得不遠離家鄉。制造業下滑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廣東原本一些常年加班的工廠因為拿不到訂單，從 2013 年開始就維持著元旦放假到春節的節奏，《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015 》顯示，17 個重點“去產能”省份的失業人數為 486.4 萬人。

補貼退去后，這些職業的收入基本都在每月五六千之間

六月底一個工作日的下午 4 點左右，張帆和一位同事正坐在電動車上埋頭看手機，不時抬起頭閑聊幾句。每天下午 3 - 4 點是這些美團外賣騎手唯一的閑暇時間。

騎手張帆已經在美團工作了兩年。他歸屬國貿商圈配送站點，配送范圍在附近三公里左右。這是一個大站，有一百多名騎手，他們都不是本地人。

每天早上 9 點，他們在國貿地鐵站附近和組長打卡開早會。早會先從立正、稍息開始，內容總是反復強調安全問題、準時率、著裝要求。

美團外賣早會

中午是張帆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候，“爆單” 常有發生，在辦公區域密集的地區騎手有時一次得帶上十多份外賣。

兩年前，張帆關了自己在安徽開的零售店，帶著老婆一起來了北京。他回憶說，想上崗非常簡單，帶著身份證和銀行卡找到站點負責人。注冊以后，騎手要再去辦個健康證。

張帆剛加入美團的時候，正趕上三大外賣平臺的燒錢大戰。2015 年 7 月底，百度外賣單獨融資 2.5 億美元。8 月，餓了么宣布完成 6.3 億美元的融資。10 月，美團和大眾點評合并。12 月，阿里巴巴收購餓了么。

融資、合并之后，是巨額補貼大戰，用戶下單立減、外賣騎手也拿到了更多收入。

兩年前張帆加入美團時，底薪能拿 3700 元，他最懷念的就是那段時間，“那時候干這行的人還不多，送餐特別輕松，一個月輕輕松松地賺個 7000 多塊。”

補貼之下，用戶下單叫外賣比去店里吃還便宜得多，也催生了更多單量。張帆說“當時是搶單模式，配送的距離都特別近，走著去送餐都行。”

但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外賣這個行業的競爭開始持續升級，隨著單量的增多，涌入平臺的送餐員也越來越多…張帆眼見著自己的底薪從 3700 降到 3200，再到現在的 3000 塊，每個月要送滿 600 單，才有每單 5 元的提成。

國貿站在去年已經從搶單改為了派單模式，系統派到誰就得誰去，即使覺得單量太多，他們也沒法取舍。

五六千收入雖然不及平臺的高補貼時期，但作為一個沒什么技術門檻的工作，算得上一個可觀的收入了。

據調研機構麥可思的數據，2016 年本科畢業生平均月薪為 4300 元，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同時期社會平均工資每月也只有 5169 元。傳統意義上的藍領職位，根據趕集發布的報告，北京 2015 年只有每月 3500 元。

這些外賣騎手正常干一個月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中國普遍的大學畢業生。但補貼期過去后，他們還想沖到每月 7、8 千就非常困難了。

“這些工作其實差不多都五六千，你看網上招聘寫的一個月七八千元。實際上都是騙你的，最后進來你得多干才能拿得了那么多，有時候多干了也不一定拿那么多。“在中關村附近每天搬運 ofo 的張生對《好奇心日報》說到。事實上，在我們接觸到的三十多位零工從業者中，他們絕大部分都說了類似的數字。

相對他們之前的工作，這已經是一個相對可靠的收入來源。互聯網公司很多每周打一次款。不只一位從業者提到早先在煤礦、工地、工廠工作，半年一年才能拿一次工資的窘迫經歷。

但另一方面，大多數工作都不會在工作量、業績相同時，隨意降低員工收入——甚至按天調節。一般勞動合同的工作，裁員也必須有相應薪資補償。

互聯網公司用收入激勵著這些短期雇傭者，但公司經營風險也直接由員工承擔，不再有任何緩沖。

員工管理圍繞幾組數據進行，晉升途徑也很有限

58 到家的孫秀艷是平臺上的明星員工。她和 58 到家之間沒有長期雇傭關系，但一周七天，從早上 8 點到晚上8 點，她全年無休。

“早上我做一單大概 3 小時，中午在客戶家吃飯以后我就去下一家，今年過春節我們全家都是在客戶家過的。”孫秀艷這樣敘述她的每一天。

58 到家服務結束后，用戶則需要給服務人員做出評價，58 的客服也會定期做電話回訪。而孫秀艷去年拿了 98% 的好評，零差評。

評價越好，單量和回頭客也就越多。說是一份不被時間約束的工作，但孫秀艷總會把所有時間都排滿。

58 到家副總裁郭義認為這種大量聚集零工的組織方式有利于大幅提高運作效率。他在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稱“平臺可以通過對評價、距離、需求的計算，來保證這些阿姨們在 58 到家上的接單數量效率是最高的。”

今天，幾乎每一個互聯網服務平臺都將打分與服務人員的薪酬和派單機會掛鉤。比如送餐每一單得到好評可以多賺一塊，但如果送遲了就只能賺一半的錢。

這個習慣始于 Uber。用戶叫車結束后，會彈出打分提示，司機得分低于一定數字后將無法獲得補貼，甚至不能再接單。

Uber 用戶在開啟新行程時必須給上一單打分。但其它平臺大部分都不是這樣，這也是為什么經常會有外賣員自己花錢發短信給用戶，勸用戶給自己好評。因為用戶不打分，就沒有那單的獎勵。

大多數用戶如果沒有看到很強的提示，就不會專門去打好評，只會在不滿的時候去打低分或者投訴。

而各平臺對低分的反應都很快。一個投訴通常是上百塊到上千的代價，一個星期就等于白干了。采訪期間，一位口碑外賣的外賣員送錯餐，打電話來說自己可以退 20 塊錢，只要求不被投訴。

技術幫助互聯網公司用少數人管理著數十萬的龐大服務團隊。公司與這些短期受雇者的關系，往往被簡化到打分、成單量、配送時間、評價、投訴這些可以量化的數字。

基于這些數字的獎懲機制讓公司以最少的人力成本激勵服務人員在更短時間干更多活、少得罪用戶。

“騎手們非常容易被投訴。” 杭州東站附近站點的原美團站長陳曉東告訴《好奇心日報》。

但有時問題并不出在配送，餐廳出餐慢、外賣包裝不善都有關系。站長除了要維護整個站點的正常運營，幫助騎手進行日常申訴也是工作之一。

站長管理少則二三十，多則上百人的配送站。但這個可以積累管理經驗的職位不是騎手晉升環節的下一步。陳站長說這個職位一般對外招聘，很少有騎手能直接升上來。

當問到騎手有什么升遷路徑時，陳站長的回答就是兩個字“沒有“。

大部分騎手在工作三個月到一年內就會離開。但準入門檻低，收入不算差，一批人離開，馬上會有一批新人填上。像張帆一樣工作兩年的已屬少數。

張帆最擔心的是事故，根據他的印象，100 多個人送餐，每天至少要出那么一起事件。輕則擦傷，重則危及人身安全。相比闖紅燈時發生事故的可能，送遲了會扣錢才是必然事件。

各平臺都為服務人員提供了意外傷害保險，大多為工作時 2 - 3 元一天，從首筆提成扣掉。

他還沒想過什么時候離開北京，但覺得是遲早的事情。

“以后孩子要念書，在這里上戶太難” 張帆說自己沒事的時候喜歡刷手機里的新聞應用，說知道雄安在建新區了，末了又補充道“所有的活都是剛開始好干，因為他們（互聯網）公司要吸引人唄，現在的北京越來越不適合外地人待咯。”

在張帆送外賣經常路過的雙井人行天橋上，一副“有序疏散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紅標語已經掛了好幾個月。

用手機找工作、用手機工作、用手機放松、被手機管理

張生來自吉林長春，他每天騎著一輛 ofo 去中關村。看到街上其它小黃車之后張生就得停下來，檢查那些車輛的鎖是不是有問題、車牌和二維碼是不是被刮擦過。

發現損壞后，他先拍照發微信上報給公司，之后 ofo 會派相應的修車人員進行修理。張生接觸不到公司的后臺系統，他說那是給專門負責維修的人使用的。在整個分工鏈條中，有人專門負責維修，有人負責調度，也有人像他這樣負責日常維護。

上級監督同樣要在街上巡車，發現未即時報修的車輛會在微信群里通知張生和其他負責日常維護的人員。

張生看上去不太忙，只是需要常常盯著手機來確認群里有沒有派下新的任務。

對張生來說，北京是他兩次離開又重返的地方。最近一次重回北京是因為妻子要生孩子，血型為 RH 陰性血，迫不得已。

“很多檢查在縣城里都做不了，所以我們就又回了北京。”

ofo 的對頭摩拜做地面運維的方式也差不多。運維人員每天早上 8 點多穿著橘紅色馬甲到達所管轄的幾條街道。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用微信發定位給上一級的督導打卡。每次碼好了車、或者找出了故障都需要拍照發到群里進行匯報。之后負責調度的車輛會來到指定位置，拖走故障以及冗余的車輛。

會用手機是大多數互聯網公司給零工從業者設置的最基本，往往也是唯一一道坎。它們的用戶都通過手機呼叫服務，手機下單。它們的員工則要通過手機接單，跟著手機導航前往目的地。58 到家的一位保潔員說，自己去面試的時候，需要給面試官證明會使用地圖導航定位。

他們的放松時間大多也都在手機上。不只一位從業者說自己會在愛奇藝應用里下載好電視劇，休息的時候看。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一次看完一集電視劇。

手機能為雇主提供很多信息，除了用戶評價、單量之外也包括違規情況。

李曉在 UU 跑腿送貨，這是一個類似閃送的服務。他之前也在閃送干過，但當時為了多賺點，李曉同時注冊了多個賬號搶單。閃送后臺監測到之后，直接封了他的帳號。現在換到 UU 跑腿上后，每天應用也要監控他的手機在線時長是否滿了 8 小時。

換工作不太難，但都差不多

李曉過去一年體驗了 5 種不同零工。直到 2016 年年中，他還是一名網約車司機。

當時他開著一輛外地牌照的車，每天早上 8 點出車，開到晚上 9、10 點收車。同時李曉還會開著易到接幾單。那會兒雖然辛苦，但一天最多可以掙 500 多塊。

但去年下半年政策變了。北上廣深這幾個一線城市在 10 月 8 日當天公示網約車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草案或是征求意見稿。四個城市分別從戶口、車牌、車型拉高了專車的門檻。

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兩個牌照和戶籍管理嚴格的城市，都要求車輛掛本地牌，司機必須擁有當地戶籍。 滴滴掙扎了幾個月，但最終北京、上海也沒有放松。今年 3 月開始，滴滴已經不向北京三環內的非京牌車輛派單。

李曉沒等到這一天。滴滴補貼很快停了，他覺得租京牌開不劃算，“親戚好心借了我京牌。不過借久了就得給人家錢。市面上租個牌得 2000 多。”

位于望京的滴滴司機服務站，目前已經人去樓空。

之后李曉買了輛 2000 塊的電動車開始送快遞。不過這份工作他也沒打算一直做下去。他覺得最賺錢的工作還是擺水果攤，據說生意好的時候每天能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但他又說“北京管得嚴，這種生意只能偶爾做一做。”

今年過完年后，李曉把剛滿 7 歲的孩子送回了山西老家念小學，他也開始盤算著離開北京。

滴滴村不只一個

找住所是這些務工者在北京的基本生活保障。他們大多居住在北京街道里不顯眼的平房或者隱蔽的村子里，租金在 600 元上下，以其中一類或者幾類職業為主。

其中最靠近中國互聯網版圖的“滴滴村”大概是最出名的例子。這個村子其實叫做后廠村，位于海淀區，路長約為 4 公里。這個城中村的對面就是百度大樓，聯想、騰訊、滴滴等互聯網公司的北京總部也都聚集在附近不遠處。

后廠村中居住著上千名重慶彭水縣人。最開始這里的大部分人以搬家生意為主，2008 年之后訂單量開始少了起來。在 2015 年，Uber 和滴滴補貼大戰最猛烈的那段時間里，后廠村的大部分人都開始轉去做起了滴滴司機。

一年多之后，滴滴不好干了，不少人又重新回到了搬家的老本行中。在這個占地面積約為 1.5 萬平方米的城中村當中，停著不同型號的貨車，有些上面還貼著 58 到家、貨拉拉等平臺的標識。

出了這個村子之后，后廠村的這些村民們對于外面鱗次櫛比的高樓、均價高達八萬一平的西山壹號院沒什么認知。一個村民在被問及百度大樓的位置時，也一無所知，盡管距離只有幾百米。

在北京這個大型都市里那些不起眼的角落和街道，到處都隱藏著類似滴滴村的“村落”。毗鄰北大、清華等高校區的掛甲屯村就是這樣，這里居住的人大多以外賣員為主。大多都是樓層不高的平房，平房里是狹長過道、左右兩邊各有房間，幾乎每一戶的門窗都用床單或被套改造的窗簾遮了起來。

記者在下午 3 點左右來到這里時，巷子里停了很多共享單車和外賣車，美團、餓了么、百度外賣都有，但見不著什么還待在家里的務工者。

長期居住在這里的老北京居民稱他們并不認識這些外賣員。巷子兩個警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外賣員通常要到 8、9 點才會收工，他們大部分不再集體租房，而是以散租單間的方式聚居。

高師傅是為數不多還能在村子里見到的外賣員，他正巧趕回家給電動車更換電瓶。這里的房租加水電每月得花上 1000 元。他在餓了么平臺上接單干了半年，主要送貨的地方是在硅谷電腦城，也就是北大西南門附近的地方，送的區域主要是中關村、北大、清華周邊這幾個學校。

在這些區域送餐，除了安全以外，違反交通規則也很容易被交警逮到。高師傅說在海淀橋北那條路上逆行，電瓶車抓到一次要罰 50，他就被逮到過一次。說完他就推著車匆忙地往外趕，準備繼續送單。

為北京工作，但不在北京生活

今年 23 歲的唐斌是這個群體中的新人，從焊接鋼塑鋁材到每天看著地圖導航給人送餐是三個月前才發生的事情。

當時，他從老家山西運城來北京，在大眾點評上搜到一份外賣配送員的工作，餐飲公司給配電動車，每小時有 15 元低薪，再加上 4 元每單的提成。如果能賺到一個用戶好評，還能再額外獎勵 3 元。每個月有 4 天休息，如果愿意加班的話，還可以再加 150 塊。

如今，唐斌還在逐漸適應這份新的工作。“要注意禮貌用語”、”餐具輕拿輕放”、“哪些小區不太好進去，需要繞路。” 這些在每天送餐和培訓中積累的經驗，在他以往焊接鋁合金的工作中不曾有過。

很快，他沖到了公司上個月送單量的第一名，一個月拿了 5000 多塊。他說其實和以前在山西老家的收入差不了多少。來北京的這幾個月里，唐斌沒找房子，平時都擠在同事家 20 平米的出租屋里，等同事女朋友來家里時，他就跑去網吧待上一晚。

唐斌的微信名叫做“奮斗努力”，延續著在 QQ 時代的取名風格，他的很多同事也都喜歡在自己的網名里加上“快樂””勇者”“微笑”這類詞語。朋友圈只轉過幾個“消消樂”游戲的鏈接，發送時間還停留在他來北京前。

“每天早上 9 點到公司報道，一直干到晚上 10 點下班。” 下午兩點之后有那么 2 個小時，唐斌可以坐在店里吃碗盒飯，休息一下，打開愛奇藝看《奔跑吧兄弟》。

剛做外賣員三個月的唐斌有時也會焦慮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更多時間里，他愁的事情不來自工作，而是“身邊的人都結婚有了孩子，自己卻還連個對象都沒有”的現實。

唐斌說自己想來看看首都，周末想趁著休息到北京別的地方走走，但又找不到朋友一起去。雖然有同事，但外賣騎手的工作節奏決定了他們之間沒有多少交集，和訂餐的客人也只是一面之緣。“我平時工作根本接觸不到女的”唐斌說道，他并不把客人開門拿飯的那幾秒鐘照臉和一兩句寒暄算作接觸。

工作變得靈活了，但其實對他沒什么意義，他還是選擇用加班的方式把所有空閑時間都填滿。他最熟悉的仍是經常送餐的那幾條街道。

以前在山西老家，唐斌用陌陌找了一個沒在一起多久的女朋友，來北京開始覺得這事兒的成功率變得愈發小。

“一個人在北京，真的挺沒意思的。”采訪最后，他在微信里敲了這樣一段話。那次送餐之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

文中除孫秀艷、郭義之外，其他應受訪者要求均為化名，特別感謝朱若淼對本文采訪做出的貢獻。